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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巨大贡献 　　陈翰笙先生(1897―2004)是一位跨越两个世纪的博学多能的学者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20世纪20年代，他曾经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与李大钊、胡适等人共事。1926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1927年经邓演达介绍，他在莫斯科结识了宋庆龄，并与她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和革命工作关系。30年代，他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带领薛暮桥、陈洪进等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30至40年代，他在国内外重要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英文时评和专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中国南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两年来，国内已经有许多文章叙述他毕生对学术和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本文仅就他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贡献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一、半个多世纪的忘年之交 　　 　　1950年春，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奉调到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到经济研究室工作。当时，由于在建国之初，政府涉外部门和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均处于创建阶段，图书资料严重缺乏，而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却保有多年以来采购的外国报刊杂志以及大量的工具书、学术著作和内部资料。此外，该研究室还聚集了不少从国外回来的国际问题著名专家，其中如研究室主任方善桂和国际金融科科长浦寿海，都是哈佛大学博士。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这种优越条件很自然地吸引了刚从美国回到北京并求“资”(讯)若渴的陈翰笙博士。 　　1951年春某一天，在李铁拐斜街留香饭店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图书馆里，我初次遇见在阅读外文报刊的翰老，不久我们便成了朋友。他热情地为我这个年轻人介绍自己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他教导我说，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强烈的兴趣；还有，要熟悉各种工具书和图书资料，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到自己所需的资料。从此，我在翰老的关怀和指导下从事南亚研究，并曾一度直接成为他的下级和助手。 　　 　　二、组建外???部南亚组 　　 　　1951年6月，我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中国银行筹建和领导调研组，出版油印刊物《印度商情周报》和编写各种有关印度经贸问题的专题报告。离开北京前，我去翰老家告别，他要我以后与他经常保持联系。同年10月，翰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11月初，当代表团抵达加尔各答时，我前往机场迎接翰老。随后他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与我交谈，告诉我他正在筹备一个研究印度和南亚国家的机构。 　　1952年春，我接到翰老来信，要我通过加尔各答中国银行为他订购印度各地出版的报刊杂志和一些图书。后来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外交部内筹建一个专门研究南亚问题的小组。这个小组拥有两个行政十一级的高级研究员，以及十名左右的中低级研究人员和资料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专门机构，它为我国的南亚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领导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 　　 　　1956年11月，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宣告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国际关系研究所由孟用潜任所长，翰老任副所长，分管南亚组。这个南亚组正是在原外交部南亚组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研究范围除南亚次大陆外，还扩大到东南亚各国；南亚组组长是追随翰老数十年的陈洪进研究员。 　　从1956年到1961年，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存在期间，积累了有关南亚各国的大量图书资料，并曾对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印度大资产阶级、五年计划、土地问题以及国大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可惜国际关系研究所在1962年进行了改组，把该所的研究对象局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南亚研究被转移到其他单位。 　　经过翰老的推荐，我于1957年初由中国银行总处调至国际关系研究所，在他和陈洪进研究员的指导下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的研究，直到1961年被调往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工作。1962年我离开外交部，去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从事南亚问题的学术研究。 　　 　　四、创建科学院世界史所 　　 　　1963年，六十六岁的翰老受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当时，世界史所座落于建国门哲学社会科学部后院四号楼，我曾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处理各种学术上和人事方面的繁杂事务，并亲自设计印度史的研究方向和计划，为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础。但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粗暴地毁灭了他设想的宏伟计划。翰老被打入牛棚，赶到干校，承受了各种迫害。 　　 　　五、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所的筹建 　　 　　1974年，中联部领导曾受命承担一个重要研究项目，题为“印度革命为什么起不来?”笔者参加了这一项目。为了集中国内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