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黄土高原上红色“掌柜”.docVIP

陈云黄土高原上的红色“掌柜” 　　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财经生涯，是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1949年7月14日，陈云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诙谐地把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比作搞“大买卖”，而把在陕甘宁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比作搞“小摊摊”。 　　 　　边区财政金融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现代工业，经挤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员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难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多少拨给一点儿经费。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益表面化，边区外援日减。中共中央感到外援已不可靠。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议上说：???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自己解决，我着有这种可能。随即，延安成立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 　　1939年，边区收了1.76万石粮食，蔬莱近230万斤。边区农民负担比往年多，也只交5万石粮食。但那时外援并没有断绝，延安的日子还不是太艰难，组织生产的问题并不迫切。1940午，生产运动没有坚持下去，只收了3000石细粮，蔬菜90万斤。 　　困难就在这时突然，降临了。 　　1940年到1942年，国民党断绝了拨给边区的经费，并对边区进行封锁，加上边区连年灾害严重，毛泽东号召发起“大产生运动”。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业品，能够大部分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光华商店交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的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的功能，结果导致边币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账；企业管理松懈了，经常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费开支增大。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下半年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骤增至上半年的7倍多。7月以后，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法币对边币的黑市比价也猛涨。8月至12月，延安法币黑市价格由4元涨至10元(牌价仅2.1元),物价也涨了三四倍，仅9月份就涨了68％。金融物价发生坐的强烈波动，引起社会木稳定，有的地方公开使用法币、白洋或以法币议价，排斥边币币值大跌，信用受到重创。法币趁机抢占流通市场，黑市价一路攀升。到10月份，连边区的盐业、土产两公司都不收边币只收法币了，银行全年因死守2.1元的牌价，损失近2800万元，物资局也因固守眚价损失20万元。边币发行、物价、财政支出陷入恶性循环。 　　为应会这一局面，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 　　财政金融出了问题，财经部门自然少不了挨批评，受抱怨，有点抬不起头。但是，陈云理解他们，依靠他们。3月20日，刚刚上任的陈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办事处的干部说话：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话，表明了自己要大刀阔斧改变财经局面的决心，也无疑为处于窘境中的财经干部撑了腰。毕竟，陕甘宁边区这个家，太不好当了。 　　当时，金融物价形势还是很不稳定。为制止通货膨胀，1944年1月6日，边区银行不得不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同时，停止边币发行，推销土产，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以收缩边币。到3月上旬，边币和法币的兑换趋于平衡，银行掌握了足够法币，取得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