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临危受命战时外交官.docVIP

陈介临危受命的战时外交官 　　1935年12月,陈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在中日关系日渐恶化的艰难处境中,积极参与对日外交,维护国家权益。1938年,中国政府派陈介出任驻德大使,斡旋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德关系。 　　 　　参与临战前的对日交涉 　　 　　陈介(1885～1951),字蔗青(清),湖南省湘乡同风乡人。1902年～1908年,留学日本和德国,通晓日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1912年回国,先后任职工商部、农商部、财政部等。1920年后任江汉关监督、大银行经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等。1935年开始转向民国外交事业。 　　1935年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更好地处理即将临战的对日交涉,积极网罗社会人士。时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的吴鼎昌向张群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有着留日背景的陈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民情激愤。当时已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陈介于7月9日接见日本驻华参赞日高信六郎,严正指出,卢沟桥事变由日军挑衅引起,责任在日方,中国对此表示严重抗议;为免事态扩大,日方应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尽快派员与中方代表协商,根据正确事实,谋求和平解决。陈介声明:“保留我方对于该事件之一切合理要求。”当日高信六郎表示“日方亦应保留对该事件之一切要求”时,遭到陈介拒绝。随后,陈介还与外交部其他负责人拟定了要求日本向中国正式道歉、惩办肇事者、赔偿中方一切损失并保证杜绝此类事件的书面抗议,但该抗议书被蒋介石压住未发。 　　两天后,当日高信六郎向陈介探听中国军队调动情形时,陈介义正词严地指出,军事情形外人不得而知。中国军队决无向任何国家挑战之意,但如果任何国家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则有抗战之决心。陈介向日高信六郎所作的答复,反映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日交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担任绝交前的驻德大使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度密切的中德关系随着日、德法西斯的日渐接近转趋冷淡。为尽可能孤立日本,挽救逐渐陷入低潮的中德关系,1938年,中国政府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出任驻德大使。 　　9月,陈介抵达柏林,德国正忙于与伪满洲国互派“大使”之事,故意将陈介晾在一边,迟迟不接受其递交国书。陈介如坐针毡,处境极为尴尬。11月,蒋介石为挽回国家的尊严和体面,曾两次发电陈介,指示其或去英国暂住,或回国,“不可再驻德,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面全失,此种耻辱将无法湔雪矣。”然而,在陈介的抗争下,希特勒终于在12月底接受了陈介递交的国书。 　　陈介积极筹划,努力恢复和促进中德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使中德关系略有回暖。陈介在柏林不再受冷落,他以前结识的老朋友同他的关系依然密切。特别是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中国就欧战局势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德国,支持英法,德国进一步对华示好。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主动向陈介表示,希望能增进同中国的关系,战后中德在经济合作方面将大有可为。同时德国在对华交付抗战物资方面,也比以往公开化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电陈介,要求其对德交涉“相机进行”,并拟出具体步骤及办法。陈介则就对德交涉的原则和步骤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同德国的交涉应本着暗中接洽的原则;在具体步骤方面,首先应与德国商谈经济合作问题,使德国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从而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改善中德关系;其次,在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再由德国派代表来中国协商整个合作计划;最后再由中方派员赴德国签署修好条约。为了贯彻加强对德关系的原则和步骤,陈介在柏林积极活动,广与德国军方、经济署以及亲华人员进行接触,得到了一定的回应。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签订,德国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府对此极为震惊,认为这是德国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1月间,当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陈介向其表达重视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愿意调停中日战争时,陈介坚定地表示,中国为生存与主权而抗战,非达此目的,决难言和平,中日和谈必须以日军完全退出所占中国领土为先决条件。陈介还奉蒋介石指示进一步向德方表示,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中国为达到抗战目的,愿意维持同德国的友好关系。 　　1941年6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为取得日本在远东的战略配合,德国打算在7月初承认汪伪政权。6月28日,陈介大使就德国拟承认汪伪政权一事直言魏茨泽克:中国数年来对德国万分容忍,无非是为了抗战的百年大计,希望德国不要承认汪伪傀儡政权,迫使中国不得不做出与德国断交的不幸举动。面对陈介的严厉态度,魏茨泽克虽答应上报,却要求中方“体谅”德国不得不暂时利用日本的苦衷,希望中国不与之绝交。最终,德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承认汪伪政权,重庆外交部被迫于7月2日发表声明,断绝中国同德、意两国关系。7月10日,陈介奉命关闭驻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