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依范一个心属中国国际人.docVIP

陈依范一个心属中国的国际人 　　张彦先生是中国外文局的老编辑、老记者，也是陈依范的朋友，他撰写的《JACK CHEN与中国的对外宣传》一文，追述了陈依范的一生。限于篇幅，未能全文采用，现把文中最精彩的部分录后作为本文导语，以飨读者。 　　“熟悉中国外文局早期历史的人，对奇人Jack Chen大概没有人不耳熟能详的。他的中国名字叫陈依范，出生在当时英国所属的特里尼达岛，父亲陈友仁是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外交干将。他本人虽然在外国长大又不懂中文，但是却始终拥有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在英国报纸刊物工作时，他以文字和漫画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1938年，他访问中国时到了延安采访抗战情况，曾经要求留下抗日。1946年，他再次来华采访解放战争。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国际情况，特别是英国的进步运动。这一次，他再次要求留下来参加解放战??，再次被毛主席劝阻。因为，毛主席认为，让他留在西方发挥宣传作用，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刚一诞生，他就应周总理之邀立即回国参加开创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先是在《人民中国》，随后在《北京周报》，极大地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陈氏家族 　　 　　我的曾祖父是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上一条英国轮船，当伙夫，最后到了英属特里尼达岛。在那里，他娶了一个华人女子，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出生在特里尼达岛上。我祖父（陈友仁）后来成了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地区的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当然也是第一个华人律师，当地华人有诉讼都来找他。 　　或许是因为曾祖父的原因，虽然祖父在那里已经非常成功，但他却很关心中国的政局变化。1911年，祖父去英国，了解到辛亥革命的情况，立刻决定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回国。祖父不会中文，到北京后，他先在北洋政府的交通部供职，做顾问。1912年，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参与编报纸，后来成了北京著名英语报纸《京报》的主编，花了不少钱在上面。这是一份比较进步的报纸，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段祺瑞；当时袁世凯想称帝，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批判文章，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开始没人敢登，他找到我祖父，祖父就在自己的英文报纸上破天荒地搞了个中文版，第一个刊登了这篇文章，各地报纸相继转载，影响非常大。但也因为这些“进步”行为，祖父被投入监狱，差点被枪毙。 　　1916年，祖父来到了上海，从此，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担任其英文秘书、法律和外交方面的顾问，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中山先生逝世时有三个遗嘱，其中有一个对俄的遗嘱（《致苏俄遗书》），起草人就是我祖父。1926年，我祖父成为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在孙中山逝世后，与宋庆龄等人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祖父安排他的几个子女先后回国。先是我大爷（陈丕士）从英国回到中国，然后是我父亲陈依范和两个姑姑。1927年初，19岁的父亲与姑姑陈友兰一起第一次到中国。他们乘船到达武汉时，宋庆龄和廖梦醒（廖承志的大姐）都到码头来迎接。 　　 　　1927年，祖父又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的最大功绩――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世界巡展 　　 　　祖父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拥护者，我们家里有一张相片，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合影，宋庆龄、宋子文和我祖父等都坐在第一排，祖父后面第二排站着的是毛泽东。正因为我祖父的身份和政治观点，使得我父亲得以与国共双方的人都有所接触，并开始了与宋庆龄、李立三等人的长期友谊。后来，父亲晚年在美国期间，还成了美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高级副总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祖父化装成日本商人，和我的两个姑姑，陪同宋庆龄，一起乘苏联的轮船，到海参崴，然后也到了莫斯科。 　　我父亲就留在莫斯科学习绘画和新闻，姑姑和大爷也都在莫斯科学习，当时宋庆龄也留在莫斯科，我姑姑和父亲他们经常去看她。至今，我姑姑那里还保存着当时给宋庆龄拍的照片。 　　1937年至1938年间，父亲再次来到中国，之前他曾回伦敦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他看到中国很多进步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进行反抗的绘画，认为应该把这些绘画汇集起来，给全世界人民看看，让全世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绘画有所了解。 　　父亲决定要办这样的绘画世界巡展，就自己筹集资金，联系朋友。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进步画家都表示支持，还把自己的画也加入到展览之中，将来如果这些画卖了，可以支持这个巡展。巡展将中国的革命艺术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激发了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向中国提供援助。 　　1938年，父亲接着在中国举办了一个既包括中国画家作品，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画家作品的展览会。这是中西艺术家之间第一次这样的文化交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