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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互动当前趋势 　　官民裂痕催生互动新形式 　　评述由头:作为观察政情民意的窗口,今年的全国“两会”表现出鲜明的“E时代”特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前夕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调查显示,受访九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视网络民意,经常上网的全国人大代表接近六成;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设博客吸纳民意,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网上“灌水”反映民生。安徽、湖南等省相继将“网络问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网络将我国官民互动逐步推向高潮。网络如何迅速成为民意表达的主渠道?其中有怎样的必然性?官民互动的的本来面貌应该是怎样的?还有怎样的改进空间? 　　 　　“官民互动”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这首先是说,它很难翻译。例如,英语中就没有现成的对应名词。当然,一般都会翻译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字面直译本身不难,难的是它没法传达“官民互动”的中国意义,并且会带来困惑。困惑之一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必然有互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政府与人民之间彼此隔绝、各自孤立的情形。因此,“官民互动”,听起来像是多余。困惑之二是,“互动”本是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它可以指任何一种类型。日常管理层面上总有各种往来接触,比如外来工到了城市里找有关部门办个证件,这就是“相互作用”。就算老话说的“官逼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类,也同样是“官民互动”。因此,若不是首先熟悉中国特色和中国背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加强”、“提倡”、“鼓励”、“推进”官民互动。 　　正是中国特色和中国背景赋予这个词以特定的中国涵义,使它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即“好词”,变成了一种价值观念,也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略带新潮的政治用语。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官民互动”至少有三种意义。第一是病症诊断,第二是新型疗法,第三是关于“机体健康”的隐忧以及改善建议。相应地,它有三种功用,即作为批评的工具,作为进步的标尺,以及作为值得争取的目标。 　　 　　官民裂痕:尴尬的真实 　　 　　2009年有一句网络流行语――“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真正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在于,当事者“急”不择言说出来的话,既反映了他本人的内心,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真实。 　　我曾经为此写过评论说,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冲突与断裂,很多人把这看作是政府(党)和老百姓的矛盾。仅仅从党章和文件上摘抄几句无比正确的大道理,说两者之间“应该”没有矛盾,这丝毫不解决问题,甚至可以算一种文过饰非。因此很多人觉得,某些粗鲁言辞反倒更真实。也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忙着告诉官员怎样说话才足够正确和足够文雅,而是如何直面粗鲁言辞背后那些令人尴尬的真实。 　　这个真实就是官民之间的裂痕,也就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对立与互不信任。这种裂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在急剧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利益分化严重。在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看来,官商勾结、官员腐败以及政策不公等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第二,民意表达的渠道、老百姓反映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比较狭窄,而且障碍重重。第三,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以及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经常难以落实。凡此种种,均损害政府形象,拉大官民距离,加剧社会的不信任感。 　　官民裂痕导致社会不稳定,其严重后果之一,是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逐年增多。 最严重的是,其中有越来越多的特大群体性事件,而且冲突和暴力程度也在升级。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通钢事件等等,就是近年来最典型的特大群体性事件。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于建嵘提出过一个分类框架,将各种社会事件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在这当中,所谓“社会泄愤事件”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比如说,参与者人数众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行动的起因,主要是一种愤恨情绪,特别是“仇富”、“仇官”情绪。可以说,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泄愤事件的增多,表明官民裂痕在拉大。 　　 　　网络民主与制度创新 　　 　　官民裂痕不断加大的现实教训,催生官民互动概念的出现。为了弥合官民裂痕,必须建立和拓宽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改善官民关系,重建社会信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然而可喜的是,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和决心,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在这些制度改革和创新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在网络平台中发展“网络民主”。它主要包括:网络动态关注、网络问政或网络问计、以及官员与网民交流。所有这些,在媒体报道中普遍被冠以“官民互动”的名义。 　　政府关注网络动态并给予重视,最早的迹象是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胡锦涛视察广东时对媒体记者说,“我已经从网络上看到了大家提出的建议。”以此为发端,引发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网络上的言论,包括批评的言论,被看作是“社会舆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