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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啸伯和他演出现代戏 　　2010年12月是奚啸伯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石家庄京剧界届时都将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媒体上又出现了“奚派”热。 　　奚啸伯(1910―1977),京剧“四大须生”之一。名承桓,满族,北京人。其祖父为清朝大学士裕德,父早丧。奚啸伯原在机关任职,因自幼酷爱京剧,后经庄清逸(清逸居士)指点多年,又拜李洪春为师,私淑谭(富英)、余(叔岩),间亦习马(连良),并拜言菊朋为师。1929年他19岁时正式下海,成名很早。先后与杨小楼、尚和玉、金少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张君秋等同台演出。他的传统剧目甚多,如《白帝城》、《清官册》、《苏武牧羊》、《失空斩》、《宝莲灯》、《武家坡》、《四郎探母》、《法门寺》及新编历史故事剧《范进中举》,其中《白帝城》为其知名代表剧目,《范进中举》为其独有。 　　在京剧界难以数计的须生中,能跻身“四大须生”之列,既说明艺术造诣的不同凡响,更说明在观众中的深远影响。 　　京剧“四大须生”,历史上曾几度变迁。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四大须生”,指的是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简称余、马、言、高。其后,高庆奎嗓败,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四大须生”又变为余、马、言、谭。至40年代与50年代之交,余叔岩、言菊朋先后去世,此时杨宝森、奚啸伯相继成名,在全国有了广泛影响,“四大须生”遂变为马、谭、杨、奚,直迄今日。 　　需要告诉读者的是,京剧历史上的“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都是通过报纸媒体由观众投票,按得票多少产生的,而“四大须生”的产生则是为世公认,并非投票选举。“为世公认”更能说明真实的观众基础,不会有如今的“花钱买票”或“动员投票”之嫌。 　　 　　离京落户石家庄 　　 　　新中国成立前后,京剧班社都是由艺人自行组班演出,以现在的话说,叫“民营剧团”,不像现在的剧团分“国营”、“集体”,还套用党政机关的级别,分什么地厅级、县处级、科级、股级。奚啸伯自己组的团,或后来与人合并的团,自然也都是“民营”。 　　1949年,奚啸伯39岁时,北平和平解放,梅兰芳约奚啸伯赴京、津、沪演出。自1950年起,奚啸伯自己组班赴天津、石家庄等地演出,回北京后参加??第一个北京实验京剧团,后又自组“啸声京剧团”。1956年,啸声京剧团与吴素秋的北京京剧四团合团,在全国各地演出。就在这一年,北京市举行京剧汇演,奚啸伯以新编历史故事剧《范进中举》参加汇演,一炮打响,独获奖励300元。奚啸伯的《范进中举》,声名显赫,至今他的再传弟子仍有演出。 　　从奚啸伯的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出,自1956年起,他的啸声京剧团已与北京京剧四团合团,演艺事业也很红火,可为何1958年离开京剧发祥地,来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呢? 　　根本原因是他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 　　据知情者披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奚啸伯一没有任何反党言论,二也没有在“大鸣大放”中给党提过任何意见,为何成了“右派”?说来,还真有点戏剧性。当时,奚家住在北京菜市口,京剧名家李万春住在大吉巷,两家相距很近,彼此交情也深。加之他孤身一人(自1949年奚的妻子张淑华病故后,奚一直未再娶,直至1977年去世),李万春、李小春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吃饭。1957年“大鸣大放”时,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春总是拉奚啸伯参加。在每次座谈会上,都是李万春发言,奚啸伯做记录。生活中,二人也是形影不离。运动转入“反右”阶段,他二人一齐被打成“右派”。后来,一提起“反右”,奚啸伯就说:“我冤呀!我从旧社会来,爱吃爱喝。但我从心里没有反党。”后从一位知情者那里得知:李万春在1957年夏天鸣放时,他那个关于应重视民营剧团的精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奚啸伯文化水平高,书法也好)。这也许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奚啸伯被打成“右派”后,在北京自然待不住了,便只好离开北京京剧四团,来到了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并担任常务副团长。他来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原由,一是因为石家庄地区京剧团领导的邀请;二是因为奚在北京时,多次来石家庄演出,1951年经石家庄大众剧院相约,还曾以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名义赴东北、天津、河南及河北农村演出两年之久。他对石家庄有感情。如此这般,从1958年起,奚啸伯便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艺术,都交给了石家庄。 　　在奚啸伯一生的演艺生涯中,排演过大批传统剧目,确立了他在京剧史上的“奚派”地位。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大量现代戏的演出。有人统计过,自他被打成“右派”的第二年起,就开始演《白毛女》,自此共演出过近20出现代戏,如《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桥头镇》(据电影《东进序曲》改编)中的国民党起义将军周明哲,《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周师傅,《红云崖》中的石匠罗老松,《奇袭白虎团》中的崔老汉,《节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