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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核风险建构与反思 　　[摘要]大众传媒是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传媒在建构风险、影响公众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同时，受到政治权力、商业逻辑、新闻成规等诸多因素乃至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本文对《人民日报》2011年有关日本核泄漏事故的报道加以分析后发现，通过对议题内容的安排，对报道语言的使用，以及对消息来源有倾向性的选择、呈现与运用等，《人民日报》建构出一幅独特的、具有弱化未来核风险特色的风险图景。 　　[关键词]人民日报 风险 日本 核事故 　　 　　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与早期社会那些具体可感的风险不同，现代风险往往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常常导致系统的、不可见的、不可逆的伤害，需要借助科学才能成为可见、可感、可解释的危险。换言之，即现代风险最初往往是以“有关它们的知识”这样的形式而存在，在知识里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1]大众媒介、科学和法律等专业也因现代风险的建构性、不确定性等而被赋予了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其中，大众媒介作为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对于公众风险信息的获取、风险认知与判断的形成以至政府风险决策与风险治理的有效进行，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以《人民日报》近期有关日本核事故的新闻报道为例，借用内容分析法解读其有关核风险的建构，并由此反思大众传媒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的角色及作用。 　　一、样本选择与类目建构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为样本，采取立意抽样的方法，分析从日本地震发生之后（2011年3月12日）至2011年7月12日共4个月《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承担着向全国和世界传播、介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与主张的重任，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对于重大风险议题的报道也具有权威性、代表性与导向性。本研究以在中国知网“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人民日报》类目下，以“核”为检索词在“全文”项中检索所得文章为初步检索结果，尔后将凡是主题涉及核风险与核安全、日本核事故及其影响等内容的新闻报道纳入样本收集范围；将其余主题与上述内容无关的报道排除在外。初步检索共收集新闻报道254则，扣除不适用新闻后，共有相关新闻100则，在此以1则或1篇文章作为1个分析单位。 　　内容分析类目主要包括：（一）新闻所在版面；（二）新闻体裁；（三）报道时机；（四）议题内容；（五）引用的消息来源。其中新闻体裁具体分为（1）纯新闻（包括新闻综述），（2）特稿（包括通讯、特写、记者见闻、侧记），（3）解说、综论（包括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解释性报道、专访，深度报道或某一段时间新闻的综合评论）及读者来信来稿（包括专家所写的科普文章），（4）其他四大子类目；议题内容分为（1）日本灾情及其应对措施（包括对日本的影响及相关政策的调整），（2）日本核事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各国举措（中国除外），（3）我国采取的应对措施，（4）我国慰问救援（包括救助中国在日同胞），（5）核电与核辐射防护知识，（6）讨论国家核电未来发展方向，（7）其他七大子类目；引用的消息来源分为（1）官方（包括中日官方，其他国家官方及国际机构），（2）专家，（3）记者/作者，（4）当事人（包括受灾与救灾者），（5）媒体，（6）企业或行业协会，（7）其他七大类别。 　　关于研究信度问题，本研究由两位研究者充当编码员，将所收集样本随机抽样10则后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所有题项求得编码者信度为.88，大部分题项均在.90以上，少数相互同意度低于.80者，也通过互相协商取得共识。 　　二、“核风险”文本的内容分析 　　（一）版面、体裁与报道时机分析 　　本研究所分析的100则新闻报道/文章，主要分布在《人民日报》要闻版（001-005版，占51%）、国际版（021-022版，占32%）与“科技视野”版（020版，占9%）三个版面，其余少量分布在009视点版（4则）以及综合、经济、经济周刊与文化版（各1则）。就新闻体裁而言，分析文本以纯新闻居多（共60则，包括新闻综述18则），解说、综论、专访等次之（共30则），另有特稿10则。日本地震、海啸与核事故属于突发灾难性事件，对于此类新闻的报道，有关灾情、救助方面的消息见多实属正常，此外防灾避险知识的介绍以及对事件影响的深层次解读也是媒介风险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报道数量来看，《人民日报》以3月份事件发生初期报道最为密集（仅半月时间有40则），4月次之（28则），5月和6月相当（均为14则），7月至12日共4则。国外有学者指出，风险沟通常贯穿于危机形成的三个阶段，大众传媒在其间应发挥危机前告知相关风险知识、危机时紧急告知风险损害的回避以及危机后帮助大众形成新的风险认知方面的作用，[2]《人民日报》报道的疏密显然因危机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日本震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