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街头官僚.docVIP

夹缝中街头官僚 　　 　　“街头官僚”一词，最早见于美国行政学者李普斯基1977年发表的《走向街头官僚理论》一文。按李氏的解释，街头官僚是指处于低层次行政执行单位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公共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收税员，等等。比照西方街头官僚的性质与特点，依照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职位类别的规定，大体可以将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与市场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的基层部门中，直接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公务人员。交警、城管以及其他“窗口”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可视为典型的“街头官僚”。交警、城管等街头官僚与公民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占据了近期社会问题焦点的很大比重。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言，“即使有了最好的政策，也难以确保获得成功。”“良好”、“准确”、“及时”和“高效”地执行一直是行政领域最重要的“底线”。大量的事实表明，许多公共政策执行起来总会遇到各种牵制和障碍，既会出现执行者资源不足而导致的执行力度不够的现象，也会出现执行者自我约束不力而导致的执行过当行为。在人们对“播下去的是龙种”、为何“收获的总是跳蚤”的质疑声中，作为政策输送链条最末端的“街头官僚”开始浮出水面，并不断地遭受指责、诟病乃至谩骂。 　　相比于其他类别的公务人员，街头官僚面临一种特殊的行政生态，处于两重角色冲突之中。 　　 　　“两头不讨好” 　　 　　现实中的街头官僚，工作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广大公民，是政府工作人员中和公民互动最为频繁、最为密切的群体，其工作态度、办事作风、个人喜好、执法能力，直接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他们不仅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更是政府能否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 　　就其作为短缺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言，街头官僚常常处于亏欠公民的尴尬之中。作为政府的形象代表，街头官僚负有为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之责任。但是，支撑街头官僚落实良好服务品质的资源，始终处于匮乏的状态。 　　其一，相对于拥???丰富资源的中央政府或其他高层政府的公务员而言，身处基层的街头官僚能够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 　　其二，相对于上级政府要求街头官僚完成的任务来说，其资源经常是不充足的。面对繁杂的任务，街头官僚常怀捉襟见肘之感，他们普遍感到执法过程中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和指导，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技能、专长和价值观，在时间和信息等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作出判断与决策。 　　其三，相对于公民递增的需求而言，“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往往成为街头官僚身不由己的执法写照。尤为明显的悖论是，公民对于街头官僚服务的需求是一种弹性需求，一个街头官僚执行得越成功，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公民的需求就会随之增加，然而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资源并不会相应增加，因而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就会益发严重。比如，某个窗口部门的办证人员服务态度良好，深受公民信赖，到其窗口来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其工作就会越来越紧张，甚而会有工作负荷过重之累。要言之，资源的紧张与需求的弹性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街头官僚不得不在非常困难的资源约束下去完成工作。 　　当这两种角色集于一身时，街头官僚极易成为现实中各种矛盾的焦点。资源的短缺，与公民互动的频繁，面对有着多元服务需求的不同个案，以及在“僧多粥少”的现实面前将“一碗水”“端平”……如此种种，势必使街头官僚在工作上承受某种无止境的压力。上述种种压力与公民需求的得不到满足一旦结合在一起，街头官僚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难以避免，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街头官僚成为公民批评、抱怨的主要对象，街头官僚被视为僵硬的、缺乏回应的、非人性的群体。一句广为流传的指责就是，“经是好经，被小和尚给念歪了”；还有一句经常让街头官僚哑口无言的指责是，“总书记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管，总书记的话你们只当是耳边风”。这似乎应了那句老话，“做事的人往往受到的非议最多”。严重的情况下，公民对于街头官僚的抵触情绪会演变成暴力抗法行为。这些暴力抗法行为包括骂街、抓咬踢、打砸耍赖、寻死觅活直至针对街头官僚个人的暴力攻击。 　　一旦街头官僚成为公民向上级政府投诉的对象，或者公民将对街头官僚的不满转化为对上级政府的压力，比如上访、拦马路等群体性事件，街头官僚就会面临来自上面的压力和指责，“为什么不做好群众工作，只要耐心了、细致了，把政策宣传到位了，再苦再穷，群众也会理解的”。在我国，社会稳定这条高压线太敏感了，任何上级政府都不想扩大事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街头官僚妥协、忍让或者屈服。 　　 　　“政策制定” 　　 　　 　　如果说在上一对冲突情境中，街头官僚扮演着多少有点类似“两头不讨好”的“弱势群体”的角色，那么，在下面的这一对冲突情境中，街头官僚似乎成了可以“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