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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是怎样臃肿起来 　　【摘要】大都市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200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4.9%,已处于以都市区化带动城市化的新阶段。大都市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加干预的市场自由放任很容易造成大城市膨胀病的产生。 　　【关键词】大都市 膨胀病 形成机制 特殊性 　　 　　大都市膨胀病产生的一般原因 　　当特定城市成长时,交通堵塞状况和有关的规模不经济,可能超过生产规模经济,中等人口水平的人均收入和效用将会降低。但是,如果城市继续成长,更多的人口产生许多消费规模经济,人均效用将随人口增加再度上升。同理,当人口增加改善了城市中的生活质量时,特定的城市会在一个短时期内非常迅速地成长和发展起来。这种改善导致人口进一步地迁入,并且继续成长,直到由于规模不经济而放慢了为止。 　　中国大都市膨胀病产生的特殊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且规模大。由于早期规划不合理,后期生态环境建设滞后,城市规模机械扩大,同时城市机能未能同步完善,产生了一系列的膨胀病。 　　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城市规划产生了较大冲击。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1860～1900年)、前苏联30年(1920～1950年)、日本30年(1925～1955年),而中国是22年(1981～2003年)。按照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来看,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快速城市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建设用地急剧扩张。2000～2004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由16221km2猛增到23943km2,增加了47.6%。城市人均综合占地很快达到110～130m2的高水平,这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中国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城市规划科学性不强,执行监督不力。城市规划既是关于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和分析过程的结果,又是用于实际操作的政府行为。但是,长期以来科学性不强,也不太受重视,对城市规划的监督也很不到位。 　　第一,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强。一是在城市新区建设时,不考虑职工通勤、商业、服务设施配套问题,不注意将交通需求控制在区内,结果造成新的额外交通需求,加剧了城市交通运输能力的供求矛盾。二是交通规划滞后难以适应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交通量高速增长。一方面对原有的城市外围地区交通设施估计不足、落实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水平提高带来的土地价值升值,使原有划拨作为公交场站的用地被挪作他用。三是城市基础设施规划、设计不配套。很多城市利用国债资金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却没有配套建设城市污水收集管网;设计、建设和运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传统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要求,如没有考虑到城市人口增加和土地、水等资源有限的矛盾。 　　第二,城市规划“滞后”与“过度超前”并存。城市规划的编制要有适度超前意识。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在规划中不够明确,目前多数城市规划似乎只是为解决一些城市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如用地指标、城市人口指标等。这样使规划常常变成一种短期行为。在个别城市规划滞后的背景下,部分城市的政府领导人为了求大求全,把城市做大做强,不切实际地提出过大的发展目标和城市规划框架,要求按照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倍进行规划或修编,为城市用地继续扩张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近年来,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城市规划滞后与混乱,直接影响到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不合理,很容易导致城市病的产生。 　　第三,对城市规划的监督不到位。对城市规划的监督主要有两类主体――人大和公众。近年来,人大越来越关注对城市规划决策的监督,但侧重于事后监督,事前和事中监督相对较少。公众的监督基本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随着城市居民素质的提高,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也有了较大增强,但是,由于受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仍呈现出明显的顺从性与依赖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机制不健全,致使公众对参与各种城市管理活动,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 　　城市建设的随意性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八个突出问题: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①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城市建设的随意性强,也可以理解为城市规划的约束性差。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与中国的干部考核体系有很大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特别是对地方干部政绩的考核和评价,则是过分强调了与所辖地区经济发展成就直接挂钩,并且这种经济发展成就又主要以上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