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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和他《金陵春梦》 　　严庆澍，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奇才，近半个世纪前，他署名“唐人”出版的多卷本著作《金陵春梦》不但在香港、内地甚至在南洋和欧美华人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严庆澍1919年生于江苏吴县一小康人家。家乡紧傍一碧千顷、景色秀丽的太湖。那里民风淳朴，人文积淀深厚，少年严庆澍在家乡读完中学，曾前往大上海谋生，他的引路人便是后来成为知名导演，执导拍摄过《神女》、《天仙配》等许多影片的同乡人吴永刚。在上海打拼时期，严庆澍当过《申报》报馆的校对实习生，也曾去明星影业公司当布景员，天天累个半死也未熬出头来。但严庆澍并不沮丧，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1935年底，吴永刚鼓励严庆澍去时为民国首都的南京谋求发展，还为他给中央大学的陈大悲教授写了推荐信。陈大悲创作过不少电影、话剧剧本，颇有些才气，但他的新作六幕话剧《西施》由中央军校业余剧团公演后却受到宁沪等地进步舆论的批评，认为《西施》看似宣扬越王勾践忍辱求生，志在复国雪耻的精神，实际上是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让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作辩护，这就使他被批判得灰头土脸，自感压力很大。在交谈中陈大悲发现严庆澍有些才气，便又将严转荐给其文友赵君实主持的中央文艺联谊社。这家文艺团体位于中山路萨家湾，靠着铁道部新楼，为一小别墅，花树环绕，还有一凉亭，环境幽雅。爱附庸风雅的张道藩更利用这场所来笼络南京文艺界人士。徐悲鸿、田汉、唐槐秋等进步人士也常上这儿品茶聚餐，观摩美英影片，大家乐得享受享受，与张道藩则虚与周旋而已。严庆澍毕竟年轻，不太清楚文艺界的内幕实情。而张道藩也对这个很年轻的职员挺客气，给予关照，鼓励他写些电影评论文章，还为其修改润色，并推荐到《中央日报》副刊和《电声》月刊发表。几个月下来，严庆澍对这位大人物印象颇佳，正欲请他引荐自己考中央大学文学系以深造时，吴永刚悄悄来到南京找到严庆澍，劝告他勿与张道藩接近，因此人有中统背景，正四处网罗青年人才，试图阻遏内忧外患交织下左联进步文艺界日益扩大的影响。 　　严庆澍如受一当头棒喝，惊出一身冷汗。他干脆不辞而别，随同吴永刚回到上海投身进步文艺战线。抗战初，严庆澍流亡汉口，幸遇他很早就崇拜并通过两封信的郁达夫。经郁推荐，严庆澍得以去长沙，参加了郭沫若、老舍、田汉领导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严庆澍辗转西南大后方，曾当过中学教师、银行职员、电影公司文员，生活面较广。1943年他有幸得到路透社重庆分社华籍主任记者赵敏恒的帮助，顺利进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赵敏恒是南京人，曾留学英国，他为人正派勇敢、卓具胆识、特立独行，学识又渊博，正是他顶住国民党压力，最先向全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赵敏恒慧眼识才认定严庆澍有过人文才，又很刻苦勤奋，但并不适合当一名新闻记者而适合当一名作家。那两年里，一到寒暑假，严庆澍便去重庆，住在英国路透社办公楼附近赵敏恒寓所，帮助抄资料、打印文稿。赵敏恒待他很好，经济上给予接济，还告诉他许多国民党军政界内幕秘闻。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军统、中统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和达官显贵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发国难财等真实情况，每每令严庆澍听得热血沸腾，愤愤不平，立志有朝一日要写出这一二十年风云激荡的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庆澍暂留重庆工作，一年后他到了光复后的南京，在城南三山街一表亲家借住，想在报社谋一份编辑工作。但困难重重。原来，他奉为良师益友的赵敏恒在重庆新闻界早是个知名人物，他得罪的人很多，路透社已辞退了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处处压制他。他在南京尚且无法立足，只好去了上海，在中央社上海分社社长冯有真帮助下，当上《新闻日报》副总编。而严庆澍一向与赵敏恒交往密切，他去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中央日报报社等求职，自然碰壁。迫不得已，严庆澍离开了南京，去上海，进入徐铸成主持的《大公报》当记者，后改任副刊编辑，有了稳定的收入。其时，严庆澍已在酝酿以后写一部多卷本纪实体小说，故事中心就定在南京。他留心收集报刊史料，特别是南京的情况，每有到南京采访的机会，他便特别兴奋。他跑遍了城南的古街老巷和城西宁海略和路一带的民国高尚住宅区，寻访了不少知名人物，收集到许多创作素材。一次，严庆澍借采访一位在中央陆大将官班集训的国军抗日有功将领之机，顺利通过三道岗哨，进入小营陆大校园，无意中发现蒋介石就坐在复兴台广场边一凉亭石椅子上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政会秘书长商震中将聊天，不由吃了一惊，心里真还有点紧张。十多年来，他尚是首次如此近距离看到蒋介石。严庆澍正愣着发呆，已被两位穿军便服的侍从室警卫带离现场，送往警卫室盘问。在问明情况后，一上校军官打电话通知严庆澍要采访的将军前来接待处，并训了严庆澍几句。多年后，严庆澍都难忘这一幕，但那时他根本还没有写蒋介石的打算。 　　1947年，严庆澍被派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