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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崛起”与制度适应性演化以G20为例 　　摘 要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即所谓的“他者的崛起”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权力结构发生的巨大变迁，是导致G7/8向G20转变的最重要推动因素。围绕这一转变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制度演化绝不否定主观创造性，但它并非一完全理性的最优化设计结果，而是一个逐渐调试、适应和学习的过程。G20的出现也预示着包容性制度在权力变迁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关键词 “他者的崛起” G7/8 G20 适应性演化 　　 　　20国集团（G20）是由七/八国集团（G7/8）倡导并由其于1999年12月成立的。起初，它只是 一个部长级会议，目的是为避免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 策举行非正式对话。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第三次金融峰会上，这一 已于一年前升级为领导人峰会的论坛被宣布取代G7/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在这十年当中，国际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G20为何能够取代G7/8？本文认为，国际 权力结构出现的巨大变化是导致世界经济治理制度 这里采用的是基欧汉的定义，他将制度区分为以下三种：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者跨 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了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规则; 国际惯例。参见Keohane R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mr.Boulder: Westview, 1989：3-4]发生演变的最重要原因。不过，制度的演化并非一完全理性的最优化设计结果，而是一个逐渐调试、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他者的崛起”与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 　　 　　当下，传统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都处于深刻而复杂的演变之中。前者主要以国家间关系来界定，后者则以大 量涌现的个人、国家、地区及全球政府间组织、各类NGO、“新社会运动” 等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形成的相互依赖为特征，展现出社会演进和权力运作的多面向图 景。篇幅所限，本文拟只探讨前者。 　　 从传统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目前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亚非拉地区一批被称作“新兴经济体 ”（Emerging Economy）的涌现。由于这类国家难以比肩发达国家，但又与其他低发展中国 家（Less Developing Countries）拉开了距离，因而近些??被广泛视为一个单独的群体进 行研究。 　　 哪些国家可以划归“新兴经济体”？一些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国际投资公司依据不同标 准，列出的清单数目不一，不过，入选的国家却大同小异。 [注：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评论，201 0(4):7-26; Dunford M, Yeung G. Towards Global Convergence: EmergingEconomies, the Rise of China and Western Sunset?. European Urban Regional Stu dies,18（1）, Jan 2011:22-46; Ciobanu C, Bejou D. Forging New G lobal Alliances: Emerging Markets and Advanced Economies. Journal of Relationsh ip Marketing，8（4）,2009:280-298]金砖四国”（BRICs，分别指巴 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其各种拓展版本，如“金砖四国+东欧和土耳其”（BRICET）,“金砖四国+南非”（BRICS）, “金砖四国+墨西哥” (BRICM) , “金砖四国+韩国”(BRI CK)；“展望五国”（VISTA，分别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麝猫 六国”（CIVETS，分别指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新钻11国”（即Next Eleven，分别指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巴基 斯坦、尼日利亚、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等称呼，已大体将这类主要国家囊括在内。从其 影响和地位来看，“金砖四国”可称得上“新兴经济体”中的核心国家，具有全球性影响力 ，而其他国家影响多局限于本地区。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中期，这 30年间不少国家通过民族革命摆脱政治“不自主”地位，获得了和原有宗主国或殖民大国同 等的主权独立国家身份，进入了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第二阶段自197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 融危机爆发，这30多年间，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始出现巨大分化。一批国家受益于相对稳定的 国际环境，在内部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经历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