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型社会”不可承受之重.docVIP

“M型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M型社会”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概念。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作者认为：近20年来，日本社会中原本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除一小部分挤入高收入的上层社会外，更多的沦为中低收入甚至低收入阶层。这使得原本呈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日益凹陷下去，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出现了一个拥有两侧双峰的阶层社会，即“M型社会”。用简单的话来概括“M型社会”的特征，就是中产阶层日益消亡，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M型社会”的危机之一就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知道，消费是带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而中产阶层从来就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国家中，中产阶层的消费应该占到总消费的60%左右。而中产阶层队伍人数的逐渐缩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全社会消费乏力，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中论述到了这一点。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只有8倍。这种没有贫富差别的均质性社会，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当然，这不仅仅因为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撑他们较高的消费，更因为在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度下，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预期：“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往后一定会加薪、升职，最后总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这样，中产阶层就敢于消费，而强劲的中产阶层消费需求反过来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尤其是日本本土特色的员工终身雇佣制以及与之相随的年功工资制度的瓦解，原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美式“里根主义”（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编者注）市场规则冲垮，中产阶层中绝大部分“下流”到中低收入阶层，“M型社会”形成。一方面，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本来就不强，更何况对未来预期尚不明确，因而不敢花钱；而另一方面，“M型社会”“上层阶层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能满足他们需求的高级百货商品却非常少”，即上层消费主要是购买来自欧美的奢侈品。所以，日本社会总消费需求不断下降。按大前研一在著作中提供的数据：日本全国百货公司的营业额在1991年为9.4万亿日元，而到了2004年，一路下滑到7.4万亿日元。也正因为总消费需求不振，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近20年的低迷。 　　以大前研一的论述比照中国现实，尽管我们没有出现经济增长低迷，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根源是消费需求不足则是无庸置疑的。 　　再进一步深究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也与下述事实相关：首先是没有一个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支撑社会总消费；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脆弱的中产不敢放心消费，要把钱留着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造成了“有钱人不需要买东西，想买东西的人没有钱”的现象。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M型社会”的形成更多归因于中产阶层的“下流”，而中国可能是中产阶层仍未成形，就已受到各种经济社会体制打压，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少数高收入者和多数中低收入者两个“峰值”。 　　 　　社会戾气增长的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全球化可以依靠外部市场需求，以纾解“M型社会”中由内部消费不足带来的经济增长困境，那么，“M型社会”的社会政治代价则更为严重。 　　中产阶层曾被普遍认为是维护社会健康秩序与稳定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一阶层的确受惠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给了它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市民社会使它们享受到世俗给予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C#12539;赖特#12539;米尔斯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说过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中产阶层可以不受干扰地对自己的能力形成深以为然的幻觉，对制度体系产生共同的信赖感”。即它们一般情况下是崇尚能力本位的，因而也对根据能力分配资源的、正常的市场制度抱以欢迎的态度。同时也正因为对市场的信赖，其生活状况又更取决于市场正常运作的程度，它们对于类似权钱勾结、黑箱操作等可能侵蚀正常市场体系的任何异常，也格外敏感与反感。所以，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看门狗”。而随着“M型社会”的出现，中产阶层人数越来越少，意味着维护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正常秩序的力量越来越弱小，因而，社会会滑向非秩序化方向。 　　一个正常社会能够维护其秩序，除了依赖于中产外，更依赖于社会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上升“管道”。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最大的“心理安慰剂”，就是保存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人上人”的梦想。而中产阶层的存在又在其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用：中产阶层流动性强固然使得这一阶层本身出现“身份焦虑”，但却使更低等的“小人物”看到了希望：当边上的“小人物”上升为“中产”，过得起悠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