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文化探微.docVIP

“两型社会”文化探微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儒家的人本思想、“和”文化；道家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尚俭戒奢的传统美德；生态环伦理中提出的仁民爱物、善待生命，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等等，对建设两型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代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理念――所有这些都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了极富启迪意义的思考。 　　 　　一、 人本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周易》把儒家的天人观进行了明确阐述，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立天、立地和立人之道三者并行不悖。《尚书》则把人视为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孔子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把人列为“四大”之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人就被赋予了崇高的主体地位，是天地之间的价值中心，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的人，虽然既指具有抽象意义的人，但是更多地是指民，指普通百姓、人民群众。《尚书》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就是立足于“民惟邦本”的文化传统来阐述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儒家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核心问题，是人民利益问题；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深刻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由此可见，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就是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两型社会，最终是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本质。 　　 　　二、“和”文化 　　 　　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和”的价值理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最初的古典文献中。《周易?乾》认为：“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西周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意指不同事物的和谐滋生万物繁荣。孔子曾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孟子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重要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当中，人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两型社会的建设，现阶段必然要面对许多不和谐的状况，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欠充分、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远未建立、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如果我们能够借鉴中国悠久的“和”文化思想精髓，从容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诸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牢固树立“礼之用，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一切以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就一定能够凝聚力量、激发活力，促进文化、宗教、民族、阶层等各个层面的普遍和谐，从而最终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三、 尚俭戒奢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而且是一种大德。儒家把节俭看作与温和、良善、严肃与谦虚并列的五种德目之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认为，与其过分奢侈，不如坚守节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道家的老子也把节俭当作立身处世的三项基本法则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墨子“贵俭”，不但是节俭思想的提倡者，如提出了节用、节葬甚至非乐等主张，而且是历史上少数身体力行者之一。节俭不仅本身是一种基本德目，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增进人的德性，加强道德修养。司马光在他的家训中提出：“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