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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症结在“三难” 　　当下，农村工作中存在“三难”现象：在整个农民群体中，种粮农民最难；在整个政权体系中，乡镇政府行政最难；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乡镇干部最难当。 　　 　　种粮农民有多难 　　 　　从全国范围来说，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困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的绝大部分农民就不算困难，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山区的绝大部分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最困难。 　　收入水平最低。根据笔者2004年对湖南省某县一个传统农业大镇随机抽出的1632户农户的调查，人均年收入养殖户1708元，打工户6291元，而种田户只有432元。种粮的人素质最低。有能力的人，大多不愿种粮，因为种粮收益低。下一代绝大多数也将不愿种粮，种粮技术不能相传。愿意种粮的人，很多一无所长，有些地方基本上就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但在家种田的农户比不种田的农户负担更重。税费改革后，村内的公益事业基本上由他们承担，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户反而可以避免，一些地方称在家种田的农民为“死农民”。 　　消费水平最低。笔者调查的这个镇，对生老病痛、人情往来、衣食住行、父母供养和子女读书等消费进行综合计算，年人均总支出为1797.5元，而种田户只有943元。1632户中当年有节余的为1263户，占 77.4%，人均节余784元。在外打工的户户有节余，人均节余3876元，而纯种田户不仅没有一户有节余，而且83%以上是负债户。 　　生产难以为继。农业是个古老的产业，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仍然重复着几千年来的简单再生产。近年除中央财政对农业有所投入外，省市县各级政府基本没有投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每年动员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但在实行责任制以后，大的公共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停摆，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收入难以保障。目前，尽管农民负担前所未有地减轻了，粮食价格提高了，每亩有了几十元的补贴，可是农资和其他物价也相应上涨了，抵消了一部分粮价提高的收益。一方面，种粮农民要为国家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种粮效益的低下??粮食过剩所造成的风险却要农民自己来承担，同时，还要负责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 　　 　　乡镇政府行政有多难 　　 　　在中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乡镇政权是最弱的一环。上级根据自行制订的一些行政法规，让依托乡镇的七站八所把乡镇的绝大部分权力上收，有时还通过“责任状”和“一票否决”的形式，把责任往乡镇一级压，给最底层的乡镇政府带来各种困难。 　　权力上收。在乡镇范围内，诸如税务、工商、财政、公安等，几乎凡是具有财政吸纳能力的站所全都收归上级。比如电力部门，先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农民集资办电，且资金缺口由乡镇财政补足，可通电后却按电力法进行管理，让电力部门受益，特别是近三年出台的网改和户改政策，所有由农民和乡镇集资创办的电力设备，要在农民每户上交一定数额的户改费后全部无偿移交给电力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网改。电力既然是商品，凭什么要乡镇和农民无偿投入？ 　　责任下压。乡镇政府是最下一级政府，无法用“做个指示发个文”的方法行政。上级辖地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就把责任逐级转移到乡镇。例如《国土法》出台以后，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而赋予国土部门以特权，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群体。然而，一旦追究责任，县国土局长自然会因不知情而毫无干系，乡镇长却是“责任状”议定被追究的责任人。 　　财政空转。一方面，上级部门对乡镇的七站八所进行垂直管理，对乡镇范围内极为可怜的有限资源进行攫取。笔者所调查的某镇，从1995年到现在，派出所除保证自身运转支出116.5万元外，还向县局上交了97万元；国土所工作人员由3人增加到9人，除保证自身运转平均每年支出约35万元外，平均每年还向县局上交30多万元。由于乡村的事权大于财权，硬性财政支出多而收不抵支；刚性支出大大增加，如公路“乡乡通”、“村村通”工程等等，需要乡镇配套支出，玩“空手道”是对目前乡镇财政的形象写照。有位县委书记在安排乡镇工作时说：“有钱办成事是好干部，没钱办成事是更好的干部！有钱会办事不是真本事，没钱能办事才是真本事！”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 　　 　　 　　乡镇干部有多难当 　　乡镇干部在推进“联产承包制”、解决中国的千年粮食短缺问题、维持农村基本公共事务和正常秩序、强力控制人口增长幅度等各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处于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之中，乡镇干部作为农村社会的精英，构成了一道保卫社会安全的“防火墙”，维系着中国的改革大局，可谓功莫大焉，但他们的难处也是有目共睹的。 　　身受两面夹击。乡镇之上的任何一级政府及其部门，都可以对乡镇干部发号施令，而乡镇干部都要绝对服从。县以上各级失误可以拿乡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