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瓶颈.docVIP

“三化”瓶颈 　　2010年的中国经济是华彩乐章的神奇续曲，还是杜鹃啼血股的终场谢幕，取决于能否能新启动民营化和城镇化 　　 　　经历剧变，世界经济经历了代价高昂的调整，触底之后渐趋稳定，在疗伤和喘息中，等待复苏的到来。中国经济则似乎具有抵抗地球引力的魔法，凭借着强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政府一掷亿万，在凯恩斯主义的伴奏下，上演了传统增长模式的令人晕眩一幕：中国经济不仅避免了痛苦的调整，而且保住了增长8％的幸运数字。 　　这是华彩乐章的神奇续曲，还是杜鹃啼血般的终场谢幕? 　　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极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外部经济即使走出衰退，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是常规的商业景气循环，而是深刻的结构改变。复苏并不意味着回归原有均衡，而是在更低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靠借债维持繁荣，正在进行的“去杠杆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消费习惯，中国将面对一个萎缩了的世界市场。 　　展望2010年，更无理由对传统增长模式感到乐观。政府部门已开出了长长的名单，列出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有色金属、电力、煤炭、造纸、皮革、印染、造船、化肥等。人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行业产能不过剩呢?连基础设施也出现了明显的供大于求的迹象。政府可以在明年大规模举债，也可以继续督促银行放贷，但制约投资增长的瓶颈因素不是资金，而是能够产生效益的投资项目。 　　如果出口与投资疲软，到哪里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五年前做了一项研究，对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GDP增长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财政开支与它们的GDP增长无关，政府花钱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实证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用。决定各省GOP增长的是民营化(民营部门产出／总产出)、城镇化(城镇人口／,总人口)和全球化(出口／GDP)，简称“三化”。作为一个大致的统计规律，某省的“三化”指标越高，该省的GDP增长就越快。 　　“三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必动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简短的历史回顾即可说明这一点。 　　民营化始于1978年，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为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到了上世纪80年代，城镇个体经济萌生，民营化迈出新的一步。城乡经济的民营化突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的束缚，为个人致富开辟了虽然有限但毕竟是崭新的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经济活动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包括开办企业、尝试新的生产组织力式、改善经营管理、研究与开发以及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勤奋工作，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和积累着财富。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了城镇化的过程。城镇经济比农业有着更高的效率，城镇就业人员因此获得比农民更高的收入，高收入又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民营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超越了国界，在供应能力急剧增加而国内市场渐趋饱和之际，国际市场的开拓正逢其时，推迟了过剩产能的调整，延长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实际上，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外资的引进和早年经济特区的建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当时还不知市场为何物的民众和政府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观察和体验市场经济，并逐步学会了用市场替代政府进行资源的配置。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三化”取得长足进步，民营经济的产出从几乎为零增加到接近GDP的一半，城镇化指标从18％上升到46％，进出口总额则从GDP的10％大幅提升到60％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三化”水平仍然较低，暂且不论欧美，与东亚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对GDP之比已超过日本，但考虑到日本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进出口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而且中国的这个指标也还低于韩国的80％-90％。至于城镇化指标，日本是66％，韩国为81％。差距最大的当属民营化，除了公用事业，日、韩两国基本上没有网营企业。 　　“三化”的差距就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提高“j化”的程度，中国经济不仅将保持增长的动力，而且结构也会更加合理，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三化”。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不改革现有体制就无法突破的瓶颈。 　　“三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