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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 第一章 文类学 文类学研究如何按照文学本身的特点来对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各种文类的特征及其在发展中的相互影响与演变，属文学批评的分支。 第一节 文类学研究概述 文类学研究在西方具有相当悠长的历史。西方诗学中关于文类的学说起源于柏拉图。柏拉图从建立理想国的政治理念出发，将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分类，包括“模仿叙述”的悲剧和喜剧、“单纯叙述”的颂歌和“混合叙述”的史诗三种，并分别剖析了各自的社会功用。 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首次从理论上将文学进行了严格的分类，其《诗学》不仅仅被视作“西方第一部有科学体系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 ，也是第一部从文类出发来讨论文学的著作。其中关于悲剧的理论更是亚里斯多德艺术理论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开创了文类研究的先河，使文学类型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再到浪漫主义，文学类型的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古典主义针对文类所提出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其奠基者贺拉斯。在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贺拉斯提出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认为“每种体裁都应该遵守规定的用处”，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树立了一套具体的法则。 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代表是布瓦洛，在其代表作《诗的艺术》中分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歌谣等次要诗体和悲剧、喜剧、史诗等主要诗体。从这一分类可以看出，布瓦洛承袭了贺拉斯的“文类合式”观，并致力于将不同的文学作品按照高低轻重的等级来分门别类。 布瓦洛这种严苛的分类影响了文学类型的创新发展，使得某些文学类型受到忽视和限制。 法国的浪漫主义大师雨果提出了文学的自由主义原则，认为每部作品都应当根据主题的要求进行具有想象力的独立创造，“他所力争的是艺术自由，是反对体系、法典和规则的专制。” 浪漫主义颠覆了新古典主义为悲剧、史诗、颂歌、喜剧或者诗歌等文学类型所划定的等级秩序，将一向受到忽视的抒情短诗提升到一个新的位置，强调文学创作的情感表现而非模仿行动或人物等叙事因素，这就彻底消解了悲剧和史诗等传统文类的“高贵性”。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作为文学分类最激进的反对者，认为艺术类型处于不断的新旧交替中，由于旧的类型和规则不断消亡，新的类型和规则不断建立，因此艺术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分类。他甚至断言：“如果把讨论艺术分类与系统的书籍完全付之一炬，那也绝对不是什么损失。” 直至19世纪末，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开始发生与发展，它将世界各民族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从跨国、跨文明的角度研究文学类型和特征，使得文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从而拓展了新的领域，其相关范畴、定义和理论也逐步成型。 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法国学派及其倡导的影响研究为主导。法国学派偏重于“事实联系”的实证主义方法，通过研究文类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为文类学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1931年，梵·第根就在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辟专章讨论“文体与作风”，强调文类研究的重要性。在本国文学传统和别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之中，梵·第根又格外偏重于别国影响，不仅着重论述了跨越国界的几种文类——散文、诗歌和戏剧等等在西方的源流和影响，还专门考察了英国言情小说对18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小说的影响，法国写实小说对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等等。 继梵·第根之后，基亚、毕修瓦等学者先后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文学类型的问题。一方面，法国学派肯定了文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克罗齐等前人的文类观进行了修正，使得文类学研究不断系统深入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学派过于偏重文类跨国界、跨语言的影响研究，而忽略了文类在流传过程中的发展变异，因此这一阶段的文类学研究未能逃脱影响研究的藩篱。 这一状况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得到了好转。这一阶段由美国学派及其倡导的“平行研究”所主导。“平行研究”提倡在一定的可比性条件和研究目的之下，突破“事实联系”的限制，将不同时代、地域乃至不同水平的作家作品都放进研究视野，通过异同比较来发掘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内在联系，大大扩展了文类研究的视野，并将其提高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然而，美国学派的文类学研究受到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研究的主要对象囿于西方文学，对于东方文学和文类却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得这一阶段的文类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局限性。 直至比较文学进入第三阶段，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使得中外文类的比较研究被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为文类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许多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从一开始就重视文类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饶芃子先后发表的两部著作《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中西小说比较》分别从戏剧和小说这两种重要文类入手，探讨中西方不同文类的产生、演变、发展轨迹的异同以及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乐黛云、陈惇、谢天振、孟昭毅、孙景尧、李万钧等人的教材或文稿中都对此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