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重新择路.docVIP

　　中国医疗改革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与以往各种论争迥异，此番出声最响亮的是卫生部门的各级官员。在与“市场派”的争论中，“政府主导派”重新回到主道 　　本刊记者/杨中旭 吴飞 程征 　　5月16日，《医院报》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原话“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作为头题，正式启动了医改讨论；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评价：“医改基本不成功”。 　　中国医疗改革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论争中，“医疗市场化”成为千夫所指。与以往各种论争迥异，此番出声最响亮的是卫生部门的各级官员。争论的高潮中，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一次后来公开的报告会上坦言：“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 　　高的讲话立即引起呼应。四川省卫生厅厅长谢明道在发给高强的一篇文章中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背离了原定目标，违背了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市场化引导医疗追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公益职能”。 　　医疗改革中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何以最近一段时间内前者集体发声，而后者相对失语？卫生部门人士向本刊表示，这预示了中国医改道路转向。 　　“老百姓看不起病有多少年了？我这回把门开了一道缝儿，外面的人看见、听见了里面‘政府主导派’和‘市场派’的争论。百姓多年累积的对医改不满的情绪全释放了出来。”最早发表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论点的《医院报》常务副社长赵淳说。 　　拐点起于SARS 　　“建国以来，只有‘文革’后期的部长刘湘平不是卫生系统出身”。年届76岁的张自宽说。 　　张自宽，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建国后一直在卫生部工作。 　　张所说的惯例于前年SARS期间被打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空降”卫生部，分别出任部长和常务副部长,今年4月，高强正式出任部长。此前两人均无卫生系统履历。 　　其时，北京度过SARS危机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政策倾斜。农业部的权威人士说，两年来，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 　　如果说300亿的投入只是应急和亡羊补牢，那么“医改才是根儿”，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说。 　　SARS以及接踵而至的禽流感、人-猪链球菌，使各方深切体会到了现今公共卫生体系的破败和医疗体系的缺漏，可谓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转向的拐点。 　　2003年11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开始进行，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被搜集上来。 　　调查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依据。期间，一直坚持“医改由政府主导”思路的刘新明从办公厅主任调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向卫生系统发出了信号——改革的风向有变。据张自宽等前卫生官员回忆，政策法规司，前身为政策研究室一直有“风向标”之称。 　　刘新明接手政策法规司之后，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观点，语气也不断加重。去年年底，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一次卫生经济论坛上，刘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内的嘉宾面前这样表述：“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重点。”今年5月，他的表述“进化”到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此前一直占据上风的“市场派”偃旗息鼓。直至2003年和2004年，卫生部另一名官员仍然两度发言主张医院“国退民进”。 　　进入2005年，“市场派”的声音弱化得在公开场合几乎听不见，而“政府主导派”则在进一步阐述己方的理论。今年5月，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一次会议上说，医改要“国进民进”。随后，《医院报》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讲话抛出，公开昭示了风向的转变。 　　医改初定大纲 　　8月10日，76岁的张自宽一夜未眠。 　　“我激动得睡不着，像放电影那样回忆农村合作医疗50年来的一幕一幕。”张自宽说，“那是我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 　　始于2003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主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成时间表被定在了2008年，较原计划提前两年。 　　同时，到明年底，试点的县(市、区)范围和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均将提高一倍：前者由目前占全国的21%提高到40%左右，后者由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而部分参加试点的困难县(市)，则被纳入了中央财政补助范围。 　　令张自宽激动的内容还包括，近年来愈发凋零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将获得重建。其中，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今年就将完成。而“每个乡镇要保留一所公立卫生院，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卫生室”。改革开放以来流失大半的“赤脚医生”，也会在未来数年有弥补式的增长。 　　“长期以来，农村三级医疗网已经残破不堪，全国乡镇卫生院中，三分之一很好，三分之一勉强维持，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