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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浅析中国近代史（1911-1921）第一节 辛亥革命的“侥幸”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①而在世界的东方，小国寡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逐渐带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色，这也使得其必须通过军事侵略实现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然，老气横陈的中国是日本最合适的战略目标。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战略野心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正是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是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清政府无疑是直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之物”。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每一场群众运动的爆发无疑都在摧毁清政府本已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辛亥革命本身就兼具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以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风险性的，其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是带有侥幸成分的。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算很出色且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度，要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从以往的历史结论来看，四川的保路运动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保路运动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首先进行。然而保路运动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清政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方面与列强的侵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本身的挥霍无度有关。恰如亚当·斯密所言，“就尊严一点而言，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于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然是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的。”②这也是人民急于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原因，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列强的侵略。慈禧的纸醉金迷不仅葬送了北洋水师，更让中国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而清政府自身无力填补国库的空虚，只好“先把猪养肥，再杀猪吃肉”了，所以铁路民营化到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转变，催生了保路运动，而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又使清政府不得不紧急抽调湖北新军，诚如后人所做结论，湖北的兵力空虚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保路运动所暴露出的清政府的持续腐朽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增添了必要性。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1900年到1911年之间爆发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总称。在这个维度上，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却是历史的偶然。就当时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汉口并非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当然，如果以GDP之类的指标来衡量，汉口的经济总量的确是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至于作为湖北省府所在的武昌，其政治氛围也并不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然而，恰恰是因为突发事件提前进行的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这应当是历史的偶然史学界都认为清朝的覆灭是大势所趋，不过这并不能印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南北军力差距，辛亥革命的胜利确有其“侥幸”的一面。或者说，比较客观的结论应该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基于历史必然的一个偶然。第二节 从南北议和到袁世凯复辟南北议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伍廷芳和唐绍仪都是北洋派重臣，但在南北议和中，他们竟代表着南北双方，与其说南北议和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交锋，倒不如说是北洋派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游戏。袁世凯被作为政治筹码加入到了南北议和的斗争中，其结果是世人皆知的。在《建党伟业》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如孙中山的袁世凯能够当总统时，毛泽东的回答颇具说服力：“因为他手里有枪呗。”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谈谈“后溥仪时代”王室贵族的生存状态了。对于清政府而言，南北议和中的政治筹码并非只有袁世凯，他们可以退出政治舞台，但并不愿意放弃皇室的尊严，至于皇室尊严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已经在《国富论》中论述过了。如果革命军仅仅同意袁世凯当大总统，清政府也是不可能同意“退位让贤”的。在《清宣统政纪》里，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有如下记载③：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