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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011-09-15 14:44:06 无论是对财富还是对权力的争夺，都会导致对人的尊严造成极大伤害。 ??? “宣布竞争是一个普遍法则，乃是一个弥天大谎。”此话出自弗雷德里克·莫里斯这位剑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Frederick D. Maurice, 1805-1872 ）。竞争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上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在当下媒体上也不见多少针对竞争的批评声音。在经历多年普遍低收入生活和计划经济之后，国人对市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竞争也逐渐适应，甚至已经习惯把它看成是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直接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看到“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所以对竞争有激烈的谴责。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把工人也看作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把工资压缩到最低限度，引发紧张的劳资关系。而整个社会的竞争氛围则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的冷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竞争甚至成为恶化国际关系和破坏和平的因素。莫里斯在 1851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把竞争当作社会生活的自然法则不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把竞争的偶像崇拜美化成经济学原理掩盖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他认为，人们只有在停止互相争斗的时候，只有在互相协助的时候，才能取得优秀的工作成果；只有坚信普天下皆兄弟，人们才能被激发出足够强大的爱心，克服人与人的争斗和分裂状态。 ??? 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语）。所以有莫里斯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义利之辨有完全不同的语境，主要不是探讨社会经济问题，更多的是考量社会政治，更多的是批判权力和天下的争夺。但是中西古今批评财富博取和权力争夺的一个共同标准是，人应该有尊严有良知地活着，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都不足以役使人这个世间最高贵的生物，都不能够成为侵犯他人尊严和丢失自己良知的借口。《孟子》里面就包含了这样的看法，是一个足够清楚的范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钱穆此话也指国家权力在这个时期极大的扩张。富国强兵的政治野心恰恰是孟子指责梁惠王和其他君主汲汲以求的“利”。无论是仁义，还是王道，还是天理，其实都指向被争夺天下的雄心所破坏的仁政之“本”，即百姓的平安生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最低限度的温饱，也谈到平民日常的舒适安逸，所谓“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朱熹议论《孟子》的时候说，“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也就是懂得了“循天理”。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语去理解，其实就是确立了民生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观，并要求为此排除军功霸业这个当时最妨碍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利之私”，清除掉这个对人民的生活和尊严伤害最大的贼心。所以孟子不屑于听闻“何以利吾国”这样的问题，而是说，。国家动摇只是表象，根本的问题是为了贪图霸业，统治者背离了当政的本义，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 民生的基础当然首先是爱护生命。教唆君王为开辟疆土、驱使百姓流血征战的大臣，孟子怒斥为“民贼”。为贪图政绩而伤害百姓，或者为了所谓公共利益而杀人，也违背了“爱之欲其生”这一终极的人理价值，政治成就不管有多么伟大也不可以凌驾在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之上。所以王夫之读《孟子》，对史上的清官有入木三分的评说：“好战乐杀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气，不可以人理论。此种人便声色货利上不深，也是兽心用事。推而极之，如包拯、海瑞之类”，标榜清白正直，“终为名教之罪人”，因为他们草率杀人。孟子提出两种纠正追逐权力的政治贪婪的办法，一是发扬人的恻隐之心，譬如齐宣王不忍心见祭钟的牛哆嗦的样子，这种心态可以推广到仁政上去，让统治者不要为自己的野心去奴役百姓，“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也，仁也”。另一是发扬人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广到所有的人身上，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不赞成墨家的兼爱，认为要爱自己的父兄妻子在先，但是必须将此爱推而广之，“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朱熹评论说，“不能推恩，则众叛亲离，故无以保妻子。”统治者对自己的亲属的爱如能推广到百姓身上，就不忍心为夺取天下而与各国打拼竞争，就不忍心为此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安宁生活了。 ??? 竞争发源于贪婪。对政治权势的贪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病，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异化”现象，颠倒了正确的道德和价值观秩序。孟子显然没有成功劝说当时的君王，秦始皇的出现显然证明了统治者贪恋权力和霸业的野心还是压倒了保护百姓生命和安定生活这一根本的原则，即孟子心目中天地间最重要、最本原的道德。也许是知道坚持原则的困难，他最鄙视的是不讲原则、试图讨好所有人的好好先生，还借用孔子的话，骂他们是“德之贼”。到了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