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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启示　　■金柏松/文足奚/摄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展经济常常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以往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他们是在克服了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才成为发达国家。所以借鉴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经验对我们制定政策有重要意义。　　我国发展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解决诸多重大课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九字方针”，不仅在应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具有指导意义，由于包含有长远发展战略、甚至增长模式转变等一系列重大考量，其应该适用于今后我国调整和转变经济的全过程。我们理解“保增长”为我国发展经济制定出最低限度的增长目标；“扩内需”则指出了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调结构”则是基于战略考量，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重新配置资源。　　基于“九字方针”，从2008年底至今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大量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并且取得显著效果，2009年经济增长8.7%,2010年一季度实现11.9%增长。从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分析，应该说实现“保增长”目标暂时无忧。但面对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增长已经消耗了中央和地方大量财力，为刺激消费又投入许多财力，这种金融、财政扩张政策带动经济增长存在难以持久的隐忧。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重大考验。经研究发现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亦曾出现类似问题，而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较好地克服了困难，扩大了有效需求，对我国发展经济颇有借鉴意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　　引发大辩论　　战后日本经济借助朝鲜半岛军火需求，迅速恢复经济，经历了“岩武景气”时期，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诸多问题。此外，对比战前，日本国家战后发展经济的目的有意无意仍然存在“强国论”意识。由此在制定新时期经济计划时引发出日本国家发生一场大讨论，最终导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一项宏伟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诞生。　　首先，从日本政府方面和制订经济计划的时间过程来看，倍增计划与此前制订的经济计划存在衔接关系。1957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这个计划目标是在1958至1962年间，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同时谋求国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当这个目标达到时，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基准年度大约增加40%，人均消费支出大约增加38%。当时在这个计划中还包含有一项重要决议，制定20年后即1980年日本经济展望报告。于是1959年底日本政府在经济审议会中设立了“长期经济展望小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60年5月19日向经济审议会递交了展望报告，提出：前10年日本经济增长年均为7%，后10年为5%，力争20年后日本国民生活水准将到当时西德、法国的程度。　　其次，从日本执政党方面看，战后日本国家将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自民党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民党内总裁首脑亲自主持制订计划。从1959年5月开始，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政府总理岸信介领导自民党内研究新的经济十年计划。而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福田赳夫和中村梅吉政调会长明确指示，“今后10年里日本经济规模翻一番的长期计划，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际收支、能源消费量等一切都要翻一番”。基于选举考量简称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于是在执政党方面提出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规定增长率平均7.2％以上）和已经付诸实施的“新长期经济计划”及审议中的“20年后的经济展望”之间需要进行内容和时间方面的重大调整，从而引发起一场举国大辩论。　　其三，从理论界看由经济学家率先提出“工资翻番论”，作为当时代表性观点对日本政府决策发挥了决定性影响，且有意无意地校正了战前日本发展经济主流思想“强国论”。　　日本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工资翻番”。提出“这里工资是指收入翻番”。针对企业资方反对，文章指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同时文章在日本首次提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其寓意极其深刻。日本战前对发展经济目的定位为：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跻身世界列强，对外实行扩张、侵略，掠夺资源等。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忙于复兴经济，直至5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国民生活各方面才基本稳定，才有余力深刻反思、探讨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日本理论界最先意识到按照战前主流思维行事已经道路不通。不仅原日本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已被美国占领军瓦解，而且国际主流社会也发生了转变，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体制，关注弱势全体，提高全民生活水平。在此影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