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柏拉图《国家篇》第十卷中的诗歌与灵魂的立法.docVIP

略论柏拉图《国家篇》第十卷中的诗歌与灵魂的立法 　　【摘 要】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柏拉图在《国家篇》第十卷中对于诗人及其诗歌与城邦邦民灵魂立法间的关系，在古希腊诗歌对于城邦的邦民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柏拉图看来是深入到邦民的“灵魂”的，同时他也发现“诗歌”并没有真正的担负起它本应担负的职责，诗歌出现了“困境”，因而有必要重新来审视诗歌，让诗歌走出“困境”真正担负起它本应担负起的责任。 　　【关键词】《国家篇》；灵魂；诗歌；困境；回归 　　柏拉图的《国家篇》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意在建立起一个和谐美好的城邦，使人过上一种和谐美好的生活，那么如何才能构建起这样一个美好的城邦呢？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和谐理想城邦的建立所依靠的不仅仅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理想政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指向人的“灵魂”层面，让每个邦民构建起一个和谐的灵魂，“对政治来说，政治教育通过净化政治人的血气和欲望来净化发烧的政治生活――城邦与灵魂的类比这个时候如果反过来看就更有意义了；政治好坏的关键在于政治人灵魂的好坏！《王制》对现实政治及其立法行为的最终指示在于，首要的立法行动是在政治人的灵魂中进行的立法行动”。《国家篇》所要做的“不仅要给所有国家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机关确定一个标准，而且也要为人生确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最高标准，而且是必须要做到的最低标准。为了能够使国家秩序井然，必须提升人的灵魂，使之能见到普世之光。超越了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人们就能寻求和发现真理。” 　　如何为政治人的灵魂进行立法呢？柏拉图认为是通过教育，“这一立法行动只能通过教育来实施，或者说，对于政治人的教育行动，也就是在政治人的灵魂中进行的立法行动”。 　　在古希腊诗歌所起到的教育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柏拉图认为诗歌拥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诗人是人灵魂立法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诗人所处的这个地位，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对诗人及其诗歌进行一个全面的审视，看看诗人及其诗歌是否真的有助于人的灵魂的和谐，而通过一番审视，柏拉图发现，“诗”出现了“困境”，它实际所起到的作用与它本身所应该承担起的责任之间存在重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一度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城邦”，于是他对诗人及其诗歌进行批判，并最终允许接受“批判”后的诗人及其诗歌进入到“理想城邦”。 　　一、“诗”的“困境” 　　柏拉图对诗人及其诗歌“困境”的集中讨论主要是在第十卷。 　　在第十卷的开篇，柏拉图就重申了前面各卷中对于诗歌的处理是正确的，尤其是在他讨论区分了灵魂的几个组成部分之后，更是确信了应该将绝大部分的诗歌拒绝在国家之外。 　　这是因为在前面几卷中柏拉图认为诗人是模仿者，诗歌是一种模仿，是一种谎言和假象，而谎言与假象是一种难以让人忍受的“恶”，“灵魂受到欺骗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并在灵魂中一直保留着假象，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接受的，也是最深恶痛绝的”，“真正的谎言不仅为诸神所痛恨，而且也为凡人所厌恶”。诗人作为模仿者“全然不知实在而只知事物外表”，他们远离了真理“他的本质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就像其他所有模仿者一样。”模仿术“远离真相”，“只触及或把握对象的一小部分，亦即触及对象的影像”。诗人作为“位于和真理隔着两个层次的第三级”就如同“年轻人的脸庞，虽然年轻但并不具有真正的美，一旦青春逝去，也有容华尽失”。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由于诗人作为模仿者创作诗歌时所诉诸的那部分心灵。 　　作为模仿者的诗人创作所诉诸的是人心灵的哪部分呢？在柏拉图看来模仿的诗歌所诉诸的那部分心灵，是心灵中“卑贱”的那部分而非“高贵”的那部分，即诉诸于心灵中的无理性部分、欲望的部分而非理性的部分，“从事模仿的诗人与灵魂的这个优秀部分无关，即使想要赢得观众的好评，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让灵魂的这个部分高兴，而是与暴躁多变的性格相连，因为这种性格很容易模仿。”而这对于一个和谐灵魂的建立是有害的，进而阻碍人获得美德。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理性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承受不幸”，真正能够使人远离不幸和悲伤的正是“理性与法律，而怂恿他对对悲伤让步的是纯粹的情感”，而“那个一味引导我们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只知叹息而不能充分取得帮助的那个部分，是无理性的、无益的，与懦弱联系在一起”。 　　正是由于诉诸了心灵中的非理性的部分使得“我们那个不冷静的部分为模仿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而那理智的、有节制的精神几乎总是保持原样、不易被模仿，模仿了也不容易看懂，尤其不易被那些涌到剧场里来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人看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模仿的是一种他们不熟悉的精神类型。” 　　也正是诉诸了人心灵中的低劣的、非理性的、欲望的部分使得“诗人的创造真实程度很低，因为事实上他的创造诉之于灵魂的低劣部分，而非诉之于灵魂的最佳部分，这是另一个相同点。我们终于可以说，不让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