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位下的历史建构.docVIP

生命本位下的历史建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登上文学的舞台，成为小说创作格局中的先锋力量。它以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立的姿势，有意识地逸出传统历史小说规范的思想与主题范畴、置换其重大题材、消解其叙事规范，表现出一种新的哲学观、历史观，从而获得新的文本特征和相应的历史意义。但是新历史小说在共性之下，因作者选材、手法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刘震云的中篇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作为新历史小说较为独特的一枝，发表之时即引起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关注。而近年其改编电影的上映，更是掀起了对于其历史叙事的讨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以大事件的切入视角、小人物的历史言说、纪实性的尝试风格和生命本位的时间观，体现出其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一、大事件――历史的切入视角 　　时间决定了历史转瞬即逝的特征，面目难以捕捉的特性。逝者如斯的历史，能够存在的只有几种方式：文本记载、实物呈现和民众的口耳相传。西方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论的贡献是确立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按照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我们至今能够了解的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充其量是一种历史的文本。历史靠文本为自己赋形，在文本中保留自己的虽死犹生的生命。海登“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基于此，怀特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是不分轩轾的。历史学家的工作类似于一个小说家，他笔下的历史文本具有一定的虚构性；那么小说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情节结构以及历史事件的组合，来建构一个历史文本。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可供我们发现、阐释、信服的文本少之又少。新历史小说作者凭借新历史主义提供的识别参照，激发了创作的灵感、燃起重新认识历史的激情，于是解构历史与重构历史成为他们的一个写作的支点。作为新历史小说家的刘震云，试图打破历史与文学的疆界，重建一个文本的历史，这就是他的《温故一九四二》。纪实小说中，通过对“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韩书记”的现时记忆和回忆选择，借助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尝试了一次历史文本的重新组合。 　　“新历史小说第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重大题材的更置与替换，家族史替代重大政治事件成为新历史小说所青睐、所选择的最主要的题材内容。”不同于一般新历史小说的小题材、家族性、私密性的特点，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直面的恰恰就是传统历史小说关注和着眼的重大公共性历史事件。1993年，刘震云在完成了故乡系列小说后，在娴熟地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后，在以先锋的姿态完成塑形后，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泛滥之时，他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突进，开始重新思考“写什么”的问题。这一次，他从题材上打破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惯例，将视线投向严肃沉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看是退后，实是一次超越；这既是反思，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这是对“新历史小说”家族性、私密性题材滥觞的一次反拨，也是对“新历史小说”创作意义的一次掘进。当历史的严肃性被小说家们嬉笑戏谑的态度所消解，当历史又一次在“新历史小说”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当“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再度编码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话语”，反思就变得尤为可贵，应该怎样去面对历史，应该在解构的同时，去建构什么？任何一位作者经历否定之否定，方能完成自己螺旋似的写作成长。这一次刘震云将视线投向“阶级”“民族”的问题上，直面历史大事件，以“民间”为中心正面转述并还原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勾勒出事件变化的宽阔场景。它的重心不在于一定要反映压迫/反抗的因果关系，而在于表现当这种潜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质问，以此体现出其小说在意义层面上的独特之处。 　　“题材的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张扬/抑制、取/舍、保留/排除二元对立的等级监察机制。……事件的大或小意味着谁和什么将构成作品描写的对象，意味着被描写事件绝对值的大小及意识倾向。”{4}小说题材的“大”与“小”不仅关系作品要旨，而且还是作者文化视角与价值立场的直接体现。刘震云选取的这个公共性的灾荒事件，有着颇有意味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因为死了300万人；但是在当时战争语境下，300万无名个体的死“无非是小事一桩”。大饥荒是一次大事件，但是身经灾难的“我”姥娘却因为历次过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所谓的“大”与“小”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带着后现代式的质疑，带着对历史的嘲讽，带着对人生命运的慨叹，更带着对民族命运的先锋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