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文本的双向维度.docVIP

现实与文本的双向维度 　　【摘 要】钱理群是国内知名的文学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用自己的方式与研究对象进行心灵的交融与精神的对话。《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从现实与文本的双向维度，将鲁迅其人其作与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对照起来看，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具有独创性与启蒙意义。这对以往的研究格局形成了一种冲击，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研究可能性。 　　【关键词】现实世界；文学世界；独创性；启蒙意义 　　钱理群的这篇文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2006年比其他时候更让人怀念起鲁迅。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在这一年里所发表的与鲁迅研究有关的文章，与往年相比较，单是在数量上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几乎相当于往年所发表论文的两倍还多。在鲁迅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十分拥挤的时期，这篇文章是十分别致且别开生面的。有学者指出：“在当代鲁迅研究史上，钱理群早已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这篇文章不仅延续了他研究鲁迅的一贯风格，而且在诸多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一、经验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双重言说 　　这篇文章、运用“心灵探寻”的方法，力求把握鲁迅“心灵的辩证法”，还原鲁迅真实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困惑。《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的上篇主要利用书信与日记的一些线索，介绍了鲁迅在绍兴――北京――上海这三座城市之间的辗转与心境。从钱理群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于家乡绍兴、北京和上海的体验与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32岁那年可以说是鲁迅第二次逃离家乡，和18岁时的他一样，再一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初到北京的鲁迅确实被琉璃厂，广甸书摊，西小市，广和居这些地方所吸引，乐在其中了。而事实上，鲁迅此后就一直在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苦闷中挣扎。因为在这里鲁迅经历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6年的袁世凯称帝，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看到了真实的、残酷的北京。就在鲁迅对北京失望的时候，又把目光转向了他逃离的家乡。钱理群说“这样的由于距离所产生的吸引，是颇耐寻味的。”所以他对故乡绍兴的文学表达都是回忆性的，都是在时空距离的前提下对故乡的审视。由于鲁迅在其主持的《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稿，而被密令通缉为“堕落文人”：鲁迅也从此被自己家乡所放逐，再也回不去了。所以鲁迅对家乡绍兴的感情是矛盾的，一度地逃离――怀念――回不去，这种生存困境与精神上的无所依托一直伴随着鲁迅。当鲁迅因支持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而被通缉，只得离开北京南下厦门与广州，开始了他的漂流生活。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看到了血的屠杀，只得再次逃离。上海成了他生命存在方式的新选择。繁华与喧嚣是上海的常态，浓重的商业气氛使得鲁迅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鲁迅终于明白：上海其实并不适合他，他无法融入这个城市，至多是一个客居者。在喧嚣的上海，鲁迅又开始怀念闲适的北京。但是故乡和北京早已回不去。鲁迅总是把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对照起来看，这其实是反映了鲁迅内心的矛盾，他既欣赏北京的“安闲”，又不满于这种如旧的死板；既喜欢上海的“生气”，又讨厌它的“烦扰”。作为这样一个永远的清醒者，绍兴――北京――上海，都不是他理想的栖居地，都不是他精神的皈依。这样一个根本的生存困境，他把这种观察、感受与体验转化为了文学文本，这是他与这两座城市故事的外化与延续。 　　二、新的文学世界与文学观照 　　将鲁迅其人其作与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对照起来研究，是一种双重的创新。一方面，在我们所熟悉的以鲁迅“乡村记忆”为主的“鲁镇世界”以外，引入了新的以“都市体验”为主的“北京世界”与“上海世界”，这一新的文学观照增强了我们对鲁迅文学世界的丰富性的体认，也试图无限接近鲁迅真实的创作心态。另一方面，钱理群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京派作家如周作人、老舍等笔下的北京，海派作家如新感觉派、张爱玲等笔下的上海，这虽然在对这两个城市与现代作家关系的研究中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但这并不是“文学北京”或“文学上海”的全部。鲁迅既不属于京派也不属于海派，他是怎样看待这两座城市的呢？《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这一文章相当于在对“文学北京”或“文学上海”的研究中引入了新的视角――鲁迅视角，这是有相当的独创性的，这对以往的研究格局形成了一种冲击，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研究可能性。这也是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所在，即在研究方向与方法上的新的启蒙性。 　　《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下篇中，钱理群在诠释鲁迅“北京文学世界”和“上海文学世界”中，他从文本中选取了最富“北京气氛”或“上海气氛”的意象或典型场景进行文本细读，把握鲁迅深邃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这一方法与钱理群先前的鲁迅研究中采取“单位观念意象”的研究方法相类似，也有力地支撑了鲁迅个人在这两座城市的生命历程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论点。分析鲁迅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完成了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