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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考察简报 　　四川自贡因盛产井盐闻名遐迩，它因盐业而兴、因盐业而立市，甚至城市的名字都取“自流井”和“贡井”的第一字合称自贡市，城市中至今仍处处可见盐业发展的历史遗存。但是限于各种原因，此前对自贡的井盐遗址、盐运古道以及其它类型文物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开展较少。 　　为全面了解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的状况，2014年9月，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社科院考古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建筑学、交通史、盐业史方面的专家以及自贡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进行了多领域、多学科的全面、系统的考察；考察结束后，针对前期考察的重点发现和专家的建议，考古人员又针对多处文物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2015年12月上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又组织三十余位专家开展了“川黔古盐道”的考古调查，区别与上次考察偏重于水道，这次在自贡市内着重考察了盐运陆路。两次共考察文物点百余处，这些文物点包括古盐井、古建筑、运盐古道等等，其中的大部分与盐业生产、贸易、运销等有关。 　　一，自贡盐业史 　　自贡的井盐生产可追溯至东汉时期。最早在东汉崔驷的《博徒论》中就提到了“江阳之盐”，其时富顺等地区即属于犍为郡江阳县，由此也被认为是自贡地区产盐之始；常璩《华阳国志“江阳县……有富义盐井”。 　　大公井是继富义盐井后自贡境内兴起的又一盐业生产中心。《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公井县，本汉江阳县地，属犍为郡，周武帝于此置公井镇，隋因之，武德元年于镇置荣州，因改镇为公井县……县有盐井十所，又有大公井，故县、镇因取为名”。可见在北朝时期，自贡的大公井地区已经因盐而兴，成立公井镇，而唐代更是设立了公井县。此时富世井也继续生产，《旧唐书“隋富世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日富世”，这时富世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自贡荣县在此时也有盐井，唐太宗贞观年间设的旭川县即在今荣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下》县条云：“因县有盐井号旭井，故以名县。” 　　到宋代，自贡的盐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宋时期，今川南一带出现了一种新型盐井――卓简井，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进人了小口深井阶段，这促进了盐业产量的提高。此时富顺监因盐业生产“邦赋弥崇，人以是聚，国以是富……百姓得其富饶……商派辐凑，……奠梁蜀之东，为水陆之会”。陆游在《晚登横溪阁》诗中写道“卖蔬市近还家早，煮井人忙下麦迟”，可见此时出现了居民亦农亦盐的景象，盐业生产也继续扩大。 　　元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战乱频发，自贡的盐业生产陷入了停滞。 　　明朝初年，川盐业逐渐从元末的战乱中复苏。这一时期发现并开发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盐井。明嘉靖工部尚书张瀚在其所著的《松窗梦语“内江、富顺之交有盐井，日自流，新开，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盐。流甚大，利颇饶，多为势家所擅。” 　　清朝时，自贡盐业经济空前繁荣。长久以来，井盐开采成本大大高于海盐，所以白贡盐场的行销区域也基本局限于四川本地。直到近现代的太平天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二次著名的“川盐济楚”。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军占据了长江下游的海盐产区，两湖地区盐业供应断绝，川盐乘势扩展市场，行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的大区域；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产盐区沦入敌手，川盐再次济楚。两次特殊的历史事件把自贡的盐业生产推上了顶峰。 　　目前，自贡市内还保留有大量的盐业相关的遗存，其中的一部分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还有很多遗存的价值仍然没有合理的发掘利用，这些遗存对于补充和完善自贡盐业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自贡盐业遗存 　　在自贡市范围内两次共考察文物点约97处，其中古盐井15处、水运系统10处、陆路盐道4处、摩崖石刻4处、古墓葬1处、文物建筑61处12及其它遗存2处，这些文物点中的大部分与盐业生产、运销等有关，从文物点的数量和质量看，具有较高的文物、文化和社会价值，为自贡井盐遗址及盐运古道以及自贡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的材料。通过对这几类盐业遗存的考察，可以体会到自贡这座城市与“盐”密切相关的历史。 　　古盐井遗址 　　据不完全统计，自东汉始开盐井至今，自贡地区先后开凿了13000口盐井：在20世纪50年代的自贡地区盐井状况普查中，发现保存完整的盐井尚有1000多口。这其中有自贡开发最早的盐井――富世盐井和大公井，更多的则是近现代开凿的盐井，这些盐井记录了自贡盐业生产的历史。 　　富世盐井又名富义井，位于今天的自贡市富顺县，其开凿于东汉时期，是自贡地区开凿最早的盐井。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