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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箭东金 生花之笔 　　人物名片：彭南生先生，1963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知名近代经济史专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部部长兼社科处处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教授是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彭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他提出的“中间经济”、“半工业化”等关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在近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2009年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创新与实践》2013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多次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年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近代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本刊历来关注并致力于刊发此类研究中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成果。彭南生教授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造诣湛深，同时也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我们“名家访谈”这个栏目，承蒙彭教授厚爱，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卫东：学者的学术经历，可谓千人千面，其间充满了趣味，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彭南生教授：如果从1981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算起，到今天为止，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学习工作了整整35年的时间。应该说，在一个单位工作30余年，这算是一段漫长的人生过程了。回顾这35年的学术及人生经历，其中许多的点点滴滴确实值得追忆和珍视。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说个玩笑的话，我是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土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华师人，没有喝过什么洋墨水。我是1981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在这里接受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这样一个完整的学术训练，基本上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兴趣与方向。博士毕业以后，我又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蔡少卿先生。由于工作的需要，博士后出站后，回到母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久，同样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又到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的亚联董 访问学者。虽然没有正式留过“洋”，但是我自己还是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在我学术的道路上先后遇到了几位誉满学林的史学大家，这种学术机缘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一直都有着非常好的学术传承以及在这种学术传承中所形成的厚积薄发的优良学风。应该说，华中师大历史学科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底蕴，也有一批享誉全国的学术大家。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我刚刚进入华师的时候，那一年恰逢辛亥革命70周年，当时在武昌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章开沅先生回来给我们做一个学术报告，当时学校有五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校，大家都来听报告。历史系一些老师也来听章先生的报告，其中就有张舜徽先生。我记得，当时张舜徽先生进来的时候，章开沅先生起身与他握手，在他们二人握手的那一刻，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应该说彼时那一幕一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华师历史系有两张非常响亮的学术名片，即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当然，华师其他院系也都有一些全国著名的学者。当时的学校的条件不比现在，还是比较简陋的，我记得我是带个小板凳，坐在教室的走廊上听完了这场报告。听报告的时候，我就在想，看来我到华师历史系来读书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时的这个选择到现在我仍然感到自豪。这一点说起来实际上具有一点偶然性。当时我们上大学，实际上是按照专业成绩填报院系的。换句话说，你要上什么学校，取决于你高考的总分。你要读什么专业，取决于你高考相应科目的成绩。我的印象中，当时我高考成绩最好的科目就是历史，所以也就进入了历史系。但是，当时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语文任课老师徐修业先生指导我第一志愿填报华师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华师历史系。可能是语文的考试成绩稍微低了一点，加之那时中文又是一个热门专业，因此就没有被中文系录取，结果就被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你看，有时候人生的轨迹确实会被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左右，就像我当时读历史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