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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一世来楚生 　　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号然犀。别号负翁、木人、楚凫等,晚年易字初生,亦作初升。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浙江萧山人。192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毕业后曾在杭州组织莼社从事书画活动。1937年移居上海,组织东南书画社,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62年调上海文史馆。 　　 　　一、来楚生的位置 　　 　　相当于学界,五四诸子一时荟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或数百年才可一遇的黄金时代,近代也是书画大师云集的黄金时期。这关乎气数,势所必然。这一气运萌生于19世纪中叶,预示着地覆天翻。开宗立派的巨匠,吴昌硕1844年生,沈曾植1852年生,康有为1858年生,齐白石1863年生,黄宾虹1864年生;稍迟,于右任1879年生。晚一代的大家,居多生于世纪更替之际。徐悲鸿1895年生,潘天寿1897年生,林散之1898年生,沙孟海1900年生。来楚生就是这一代的大家之一。这一代大家,并不为前辈大师所笼罩,而是各凭才情学力,绽放光彩。他们在建国后以至“文革”中,虽饱经磨难,而顽强地维持了斯文不坠。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书法复兴正有赖他们的薪火相传。时至今日,书法繁荣发展,自是盛世气象,然而就个人开创性的成就而言,他们仍然高不可及,令人仰止。 　　抗战时期,吴昌硕曾居上海康定东路归仁里,刻有“归仁里民”一印;来楚生也定居于此,遂刻有“后归仁里民”。赵之谦丧偶后,刻有“悲庵”一印;来楚生1942年丧偶,刻有“后悲庵主”一印。也许冥冥之中,来楚生与赵之谦、吴昌硕自有因缘,隐然有后身之意。他们同样书画篆刻俱第一流,不可一世。然而,就俗名而言,来楚生印名不及吴、齐,画名不及徐、潘,书名不及林、沙。时代弄人,历史也弄人,这是无如之何的事。从来,俗名只是个传说,而真知者限于圈子,名实之间,容有出入。史上大师巨匠往往出现于一个人物荟萃的环境,如欧、虞、褚、薛,苏、黄、米、蔡,如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如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相互之间陶染切磋,实为一时瑜亮。因此,排以座次,实为好事之举。而对于专业学习来说,则应度其短长,挹其精华,发扬其绝诣。 　　就书、印而论,来楚生的篆刻成就,可谓吴、齐后一人而已,至今无人可及。肖形印则无可匹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书多见行草、隶书。来氏可谓融会汉隶与汉简书卓然有成者第一人,可以代表建国后隶书最高成就。他的隶书本于汉隶的平正博大,间及金农的生峭质朴与郑?的流畅飞动,对汉简的吸收化用,使他摆脱了清季书家对金石气的一味迷恋,豁然步入自由挥洒的曼妙之境。从而,谨重而不矜持,浪漫而不荒率;有遥接东汉之古,又有时代趣味之新,可谓恰到好处,放之清隶诸家,洵无愧色。当前,隶书创作百花齐放,成就自是非同小可,然而,工艺化、图案化现象比较普遍,游戏笔墨者在在皆是,不免留露出心性的浅薄和趣味的卑下。回头看来楚生隶书,当有警觉耳。相对而言,其行草书虽然也成就卓著,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贡献略逊隶书一畴。 　　 　　二、来楚生行草书 　　 　　此卷来楚生书鲁迅《惜花四律》,作于1971年辛亥,为来氏晚年力作。 　　张用博先生是为来楚生先生检查近十年的医师,其《独辟蹊径,大器晚成来楚生书法成功之路》一文,对来楚生行草书的发展道路叙述甚详,照引如下,以免读者查检之劳: 　　(来先生的行草书)能达到晚年这样的艺术成就,是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才大器晚成的。大体上可分为下述几个阶段。60年代以前均可属于第一阶段,开始是从明人黄道周的书法入手的,他所临写的大多是黄道周的手札类小行书,其中以1936年左右开始临写的《榕坛问业》一帖为主,他似乎有点偏爱黄字的特殊结体以及字紧行宽、顶天立地的明人气势,但他并不迷信于黄,甚至还指出黄字并不放纵,容易越写越紧敛、并说学黄还须着眼于汉魏晋唐。来先生用在黄字上的功夫不下二十年,可谓登堂入室,尽得其奥秘。他在学黄的同时,也适当地加学了“二王”、颜、米以及明朝倪元璐等。60年代初,在长期养病的同时开始了进行跳出黄道周的努力,这就是关键性的第二阶段。他所采取的措施可说是既平常又特殊,他并不是另学一家来取代黄字,而只是简单地抄写诗词,平均每天不少于四小时。短期内虽看不出大的改变,但三年之后,就不大相同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在改体,此后才是巩固和提高,直至1971年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写字厌倦想刻印了。这时他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改体“工程”,算是告一段落,他的新体不仅巩固而且有了显著提高,一年后更趋于成熟和老练。1973年是他胃病手术后暂时性康复期,他身心健康均相对较好,于是爆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高速度地向自己的艺术顶峰冲刺,这最后二年里,书画篆刻作品都是既多又好的。在他去世前二个月写的字,显得泼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