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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国语》中的乐理及文化意义 　　[摘要]先秦史书《左传》、《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士大夫关于音乐理论的论述，内容丰富，既与春秋典籍如《论语》相参，又对战国诸子的论述及中国音乐理论有所影响。其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乐从和”：对“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夫政象乐”：乐具有伦理教化的作用；“乐及遍舞”，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关键词]《左传》；《国语》；乐理 　　 　　先秦典籍中有相当丰富的音乐理论论述，特别是春秋战国诸子论著，其中扰以《荀子?乐沦》、《礼记?乐记》为最，为历代论者所重。其实先秦史书《左传》、《国语》中亦有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周宫廷及诸侯国中的诸官，包括史官、政官、乐官、医官等，对音乐理论的论述，内容丰富，资料详细，既与春秋典籍如《论语》相参，又对战国诸子的论述有所影响。考诸《左传》、《国语》中的相关乐理，集中在三个方面的论述。 　　 　　一、“乐从和”：对“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 　　 　　《国语?周语》载伶州鸠论钟乐曰：“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伶州鸠认为乐的重要标准是“和”，意指音乐上的八音克谐、律吕平协。优美的乐奏来自于各种乐器的音律和谐，各种乐器音律和谐又取决于高低音乐器不相逾越；所以“声应相保日和，细大不逾日平”，七音相应相谐为和谐，高低音乐器不相超陵掩遮为平协。他把这又称作“乐正”或“中声”。如果说伶州鸠论钟乐则是形而下，那么齐国晏子之辨是形而上，齐侯认为大臣中只有梁丘据在政见上与己“和”，晏子为此展开“和” “同”之辨。作为是先秦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周王室太史史伯曾对“同”与“和”做过哲学思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郑语》)作为哲学范畴，“和”指相辅相成的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同”指相同的矛盾因素或事物的共处。“和实生物”指共处一体中的矛盾对立双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斗争，所以能促成事物向良性发展。“同则不继”指雷同事物共处一体之中而排除异己事物一体共处的可能性，这只能导致事物的退化、萎缩、绝灭。以此论政，周幽王执政弃高明贤良而好谗慝小人，则为“去和取同”；以此论乐，“声无一听”，一种音调不成乐曲，需当“和六律以聪耳”，即调治、演奏相异的乐音而为和谐的钟律。不同于史伯的泛论，晏子的“和”、“同”之辩集中在乐论上，认为“和”如同美羹，需要用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用柴禾烧煮，厨工调和味道以使适中，从而君子食之，平和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昭公二十年》)声和亦如味和，重点是使音乐的诸种特征(涉及乐音的物理声学、乐学律学、体裁类属；情感特征、形态特征等)相成相济，从而使听音之君子心和；声和则心平，心平则“德和”，“德和”者“政平”，民无争心，国泰民安。晏子之辨亦包含了浓厚的哲理思辨，“和”不同于“同”，“同”是对矛盾的抹杀，对立的消失，如同以水济水，食无味；如同琴瑟-音，无人听；梁丘据对齐侯在政见上完全的顺从，以君王的可否为可否，即是“同”。而“和”则是承认矛盾的对立统一，首先承认吕律相异，五声不同，清浊有别，疾徐有异，然后美妙的音乐是声和谐律平协。 　　“乐从和”的另一个要求是用乐表达感情上的平和节制，过与无及皆不妥。季札观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季札对于周乐的第一感受是“美其声”，其次是歌词所表达的感情内容节制，具有“中和之美”，如认为《周南》、《召南》为王业之基础，然犹有商纣，未尽善也，而民虽劳而不怨，“未能安乐，然其音不怨怒”，是为中庸之音也(《襄公二十九年》)。《颂》风更是“中和之美”的典范：五声协调，八风和谐；八音克谐，节有度也，无相夺伦，守有序也，故为美之至也。音乐所抒发的感情具有“中和之美”的论述，渊于士大夫以五行理论论乐，乐与礼相系。如子太叔论礼，礼为天地之常道，民必取法而为行则：法天明之则，效地刚柔诸性，生出上天六气，使用大地五行。气具体表现于“五味”、“五色”、“五声”，而声色味皆须有节，过则伤性，如何“节”?“为礼以奉之”，奉者，遵循，如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使五声有所遵循(《昭公二十五年》)。所以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哀乐不失”，“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荀子?乐论》)，但人的感情表现需有节，“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否则，如王子颓歌舞不倦，哀乐失时，殃咎必至(《庄公二十年》)。 　　“乐和”的追求，具体表现出春秋战国时士大夫对“中和之美”审美追求，如《论语?八佾》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荀子?儒效》曰“乐言是其和也”；《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 　　 　　二、“夫政象乐”：乐具有伦理教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