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反讽性的表达策略.docVIP

《立春》：反讽性的表达策略 　　[摘要]《立春》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冲突。更具写实性和戏剧性，这正得益于它的反讽性手段的运用。对《立春》而言，反讽首先是一种艺术技巧，通过对比性的镜头展示传达其强烈的反讽意味。再者，反讽的意义价值体现在反讽本身包含的批判精神上；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反讽作为一种表达策略，是编导对影片中主人公人生命运和现实处境所作的艺术化处理。显示了反讽者的睿智和幽默，表现了反讽者对反讽对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 　　[关键词]立春；反讽，表达策略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推出的又一新作，这部片子以深度的题材开掘和独具的艺术风格获得了业内人士和众多观众的好评。虽然票房不够理想，但此片所传达比较丰赡的主题意蕴以及在镜头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所作的艺术追求，成功地确立了它在当下国产艺术片中醒目而独特的地位。 　　如果单从剧情来看，这部影片表现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使我们不禁想起《孔雀》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以及她骑着单车拉着降落伞飞奔的镜头。但两部影片在主旨表达以及艺术表现方面多有不同，如果说，《孔雀》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人物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冲突，凸现了时代因素的作用，那么《立春》则更多地表现人物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冲突。与《孔雀》写意性、抒情性风格相比，《立春》更具写实性和戏剧性，而在这一点上，《立春》正得益于它的反讽性手段的运用。可以说，反讽是《立春》借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表达比较深厚的主体内涵的重要策略。 　　 　　一、反讽，作为一种艺术技巧 　　 　　反讽作为艺术表达的技巧和手段，似乎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陈述它的性质，或者说，人们对认识和把握反讽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正如英国的D，C?米克所说，“反讽很难理解”，他认为：“即使在英语国家，也存在‘广义’界定与‘狭义’界定两种倾向，前者扩充反讽概念，直至使其成为想象性文学的基本性质或特殊性质，后者则把这一概念仅仅用于这种那种‘纯粹’的反讽。”所谓的“广义”似乎把反讽当作一种类似于批判性或否定性的内在精神，或把它当作一切作品产生复杂的审美意味和丰富的主题意蕴的一种必要因素，而“狭义”的反讽则是构成“语境对于一个陈述明显的歪曲”的种种手段，“有时是一种用语上的技巧，有时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有时是一种富有效力的策略，有时又是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未被命名的‘命运’，作为相反力量的‘代理人’”。显然，这两种倾向共同存在于《立春》之中，即反讽不仅作为一种技巧手段，运用于某些场景、片断或镜头语言中，而是在整体上已内化为本片特有的审美意蕴和独特的批判精神。 　　反讽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是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没有这种对比，就只不过是单一因素，就不能产生多重因素条件下才会形成的反讽意味，亦即反讽常常是通过对比而实现的。对比性的呈现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如影片中最先出场的周瑜，一个音乐爱好者，在听了王彩玲的歌剧演唱后，执意要拜她为师。而这个人物身上所具的反讽意味来自于编导对人物的设计，编导旨在突出身份、外形、言行教养与人物的情趣爱好之间的距离，造成粗鄙和高雅的反差。再且，周瑜追求王彩玲，这两者实际上又构成热情和冷漠的对比，周瑜在王彩玲面前无比投入地朗诵诗歌，而王彩玲则非常漠然地望着窗外。因此当周瑜真诚地向王彩玲表达爱情时，却招来了王彩玲“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拒绝。再就舞蹈教师胡金泉来说，编导将他设计为芭蕾舞爱好者，一个小城市中的大男人，整天踮起脚尖跳芭蕾，难怪被人看成是“怪物”，最具讽刺意味的场景是演出队在街头宣传表演，镜头对比切换，一面是胡金泉兴奋地跳着他挚爱的芭蕾，一面是围观人怪异的目光，继而是讪笑、嘲弄、离开。这里，影片将芭蕾与男人、芭蕾演出与街头场地、演员与观众等都作了对比性的展示，其反讽意蕴也是令人回味的。 　　当然，影片最具反讽意味的对比是王彩玲的所处现实状况与她自身梦想的对立并存。这种二元对立凸显了本片的主旨，之所以用梦想指称王彩玲所谓的理想，那是因为王彩玲常常处在半幻觉中，她时常对人说：“我马上就要调到北京了”，“中央歌剧院要调我了”，可事实是，王彩玲毫无能力和条件进北京进歌剧院。电影的反讽性主要是将王彩玲 “在罗马歌剧院演唱” 的梦想建立在与之有极大距离的现实基础上。现实中的王彩玲只是小城市一个普通音乐教师，尤其是长相丑陋，衣着过时，发音土气，除了唱歌本身的天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质。因而当王彩玲找到北京音乐学院人事处自我介绍时，遭到了断然拒绝，她失去了控制，就像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不顾一切地唱起歌来企图证明自己的实力。这时一个近镜头是王彩玲有点吊起的上衣下面过时的裤子，显示了她的卑微。整个场景中隐含的反讽是不言而喻的。 　　严格来讲，反讽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艺术技巧。尤其是在电影这种影像造型艺术中，编导是通过镜头、画面、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