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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与两部长篇 　　[摘要] 20世纪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意识”的寻求开始凸显，文学界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韩东与徐则臣分别代表了两代(1960年代初、1970年代末)、两类(体制外、体制内)作家对这一问题均做出了自己的思考。2008年韩东的《小城好汉》、徐则臣的《午夜之门》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 　　[关键词]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意识；韩东；徐则臣 　　 　　1901年至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60人，占获奖总人数的98.4％；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泰戈尔1人，占1v6％。从1966年至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30人，其中西方作家20人，占66.7％；亚非拉作家10人，占33.3％。1966年以后亚非拉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人数的显著变化是有诸多原因的，重要一点是经济快速崛起，民族文化复苏。最显著的有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飞速发展带来的文化复兴，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的工业、商业文化随着经济一同营销全球，与之相同的是文学、电影等“装饰”性文化迅速发展，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东方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上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些东方作家的获奖理由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 　　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是“现代化”与“现代性”，尤其是从80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的个体自由获得空前解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逐步进入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当代中国人的审美形态日趋‘全球一体化”。在中国文化审美形态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形态如何保存并在外来审美形态冲击下得到有效发展应该是中国文学界思考的重要命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相应并依然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纠结、互动、冲击中艰难前行，文学界也有鲜明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随之也有“寻根文学”立足民族传统文化上的审慎思考。这种中西文化的互相纠结、互动冲击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化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争。在经济崛起背景下林林总总的中西文化争论中，一直有独立清醒的作家思考中国小说该怎么写、写什么，各个年龄段的作家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思考。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的韩少功、阿城；写乡土市井小说的贾平凹、张炜、李锐、冯骥才；自觉吸纳西方文学资源的莫言、王蒙；积极追随西方文艺思潮的先锋小说家残雪、苏童、余华、叶兆言、格非。这些作家大体代表了中国小说在中西双向互动中的自我反思与发展，这种持续的思考推动了中国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 　　窃以为，撇开诺贝尔文学奖不谈，在当前多种文化交汇互动背景下，新世纪中国文学要前进，和日本文学走过的路一样，一定要“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要言之，就是一定有在中西文化互动下的强烈的“中国意识”。文学中的中国意识不是浮于传统文化表层，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简单模仿。“中国意识”立足在对中西方文艺思想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的理念、技巧与发展脉络有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审视视角，进而在文学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上创造独特的中国气象。文学的中国意识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指认与确立，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我意识”。对文学中国意识的审视可以有两种视角，即在“他者”(或者说西方)文化与文学系统下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审视和对“自我”(或者说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观照。在这两种视角下，文学中国意识由小说本体、文化本体与作家人的本体三者共同建构起来。可以说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是中国文化再造中的重大工程，势必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韩东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独特而冷静的思考。1998年“断裂”事件，韩东清醒表达了“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绝对地位”的文学理想，同时韩东也对中国虚无而自卑状态下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化做了解读，进而以断裂一样的决绝姿态说“传统是垃圾，民族主义是狗屎”。这种决绝反叛性的思考立足于对中西文化与思想谙熟的基础上，同时也一贯以之体现在韩东的小说创作中。2008年韩东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出版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理念：有雄心的小说写作者“关心的是缔造一种小说的方式，既非常中国，同时又能适应时代的变迁”，而中国小说“皆对外界的变动趋之若鹜。缺少恒定性，缺少内在的自由，缺少自身演变的动力和目标。”“将‘中国’和‘西方’进行为其所用的嫁接属于异想天开，‘全盘西化’或‘回归传统’就更是一种绝望的表达”。这一理念是对“西化”与“传统”两种小说理念的同时拒绝，其实是试图将中西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