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 政治学基础 教学课件.pptV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经济合法性确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五大 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建构 （1）1994年分税制改革，增强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 （2）深入推进“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积极培育国有大企业集团。 （3）1998年，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机构改革。 （4）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实行了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金融改革。如，改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5）国家加大了对公民社会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政治自由空间被缩窄，“党政分开”改革被搁置。 总体特征：中央集权，“重建国家利维坦”，国家建构与治理体系的发展之间呈现出较强的紧张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提出 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 （1）改革央地税收结构：2001年实施了中央和地方分享所得税收入的改革，但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仍在50%之上。 （2）重新划分央地事权：2003年以来，国务院撤消了许多地方的“经济开发区”，收回国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的直接管理权；“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五个重点领域，即新农村建设、公共服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 重塑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2008年大部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2）市场管制方式开始向法治型、间接型转变，如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施行。 （3）政府开始积极转变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态度。民间组织再次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试图通过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在国家建构与治理发展之间实现某种新的平衡。 治理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将持续下去。作为重要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亟待加强。 旧的权力边界正在退却，国家要向社会放权，同时新的权力边界正在拓展，国家要加强这些领域的权能；而要获得新领域的干预权力，就必须以放弃旧领域的传统干预权力为代价。 尽可能缩减国家的职能范围并向社会放权，但保留一些关键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职能，同时又尽可能在适当的国家权力领域通过中央集权来强化这些职能范围中的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政权的强度，从而建构起一个“小而强的国家”。 （1）自由市场的建构者、守护人 （2）利用和改善广泛的福利政策以实现社会公正。 （3）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治理问题需要拓展新的国家职能。 国家在几乎所有重要政策领域都被卷入到区域和全球层面，遭遇大量新的、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国家尽管不会回到“美好的旧时光”，但要成功地解决和平、发展、裁军等问题，利用民主程序控制生态和经济危机，有效地遏制传染病的扩散、有组织犯罪现象的蔓延，它就必须重新获得权力，开拓新职能。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各国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绝不是从治理领域撤出，而是应学会怎样适应和驾驭国际经济的新组织。 如果国家不改善治理结构，就无法有效履行上述新老职能。 国家所能掌握的组织资源有限，面对一个复杂性和变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国家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些关键职能范围和新的权力领域。 如果缺乏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市场力量，那么国家就必然承担全能政府角色，因为它即使想放权，也没有可以放权和委托的对象。随着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和不断增多，有限的国家资源将无法应付。 缺乏这样一种张力，国家吞没公民社会，窒息市场力量，这样建构的国家可能就是一个全而弱的国家。 如果放任市场力量和公民社会，则可能导致一个小而弱的国家。 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避免国家建构走向高度集权的全能政府，国家建构有助于组织起一种有效的多中心治理体系，通过指导、规范而使公民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治理作用。 法治是保持和平衡治理与国家建构之间张力的基础。法治的缺失，治理体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均衡和良性互动就难于建立和持续下去。 美国宪法、迪龙法（Dillon’s Rule）和地方自主管理特许权法（Home Rule），确立了集权与分权的底线，为国家与公民社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建立了法理基础。 治理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国家建构是一项现代性成就，它以国家为中心；而治理强调权威的多元化、分散化，旨在全面消解国家的绝对主权，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交融。现代国家的建构同时也是一个确立公民权利、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而基于治理失败的风险和元治理的必要性，国家需要重新设计、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治理与国家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