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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级女声》现象的传播学思考(转自人民网)?“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张开翅膀，飞到想去的地方；我的梦想，伴随笑容而坚强；大声的歌唱，飘过辽阔的海洋……”，2006年4月2日，伴随着主题曲《唱得响亮》的乐声，第三届《超级女声》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再次掀开了面纱。一档选秀节目，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想象，让众多的平民百姓，乘着音符一起飞翔，创造了大众传播和电视娱乐的众多神话。“超级女声”现象已注定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她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来自西方的传播理论，并给了我们诸多相关启示。　　一、想唱就唱——对公众话语空间的再次建构　　如果说以《南京零距离》、《第七日》为领袖的民生新闻代表着中国老百姓“普通公民真实话语权利”多维度时代的到来的话，那么，《超级女声》无疑是在另一个比新闻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行业，即娱乐业里社会话语权的下移。由文化精英到普通大众，彰显了娱乐节目的大众价值取向和草根情节。中国的普通民众在以往的娱乐机制中，仅仅是旁观者，被动的局面使公众已经习惯了去倾听、去接受、去简单地发笑或流泪。他们没有话语空间，始终与精英处在二元对立的传播困境之中。“想唱就唱”，《超级女声》宣布了平民偶像时代的开始。两年来，一群“萝卜白菜”们在《超级女声》中追逐着各自的明星梦想。他们从娱乐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娱乐的主动释放者，颠覆了传统的“传——受”模式。在这种角色转换和模式颠覆中，老百姓提升了自我意识和公共意识。海选、短信和大众评审团，使中国的平头百姓拥有了大众媒介的话语权，中国的平民主张开始崛起。《超级女声》见证了大众娱乐对于权威、精英文化的无情藐视，表现如此自信，胜利如此彻底。①　　二、想“秀”就“秀”——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　　长期以来，媒介都表现了女性年轻、漂亮、性感、温柔等积极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审美是会疲劳的。多年来对女性形象的“高大全”式的宣传，已经使大众对女性的积极形象极度疲劳。《超级女声》正是巧妙的利用了人们对女性另一面的猎奇和渴望的心理，通过直播海选这一方式向大众展示了女性形象消极的一面。05年，成都赛区有位人称“红衣教主”的超女选手更是以一身恶俗的红皮衣裤、唱不上去的高音、夸张的下跪动作，将女性形象中消极的一面揭露得一览无余。《超级女声》通过不加任何限制的直播海选，有意无意的重新构建了女性的形象。事实上，在05年度的《超级女声》中，李宇春和周笔畅之所以能凭借三倍于季军张靓颖的短信数目分获冠亚军，也与她们充分展示了女性形象中“中性”的那一面有很大关系，她们不是漂亮而是帅气，这种帅气有别于媒介长期宣扬的女性的主流美（即一贯认为的漂亮、性感、清纯等），这种帅气正契合了公众隐秘、猎奇、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让公众觉得很过瘾、很新鲜。　　三、“想说就说”——组织传播及群体传播信息流的巨大威力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是组织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传播学上的组织传播是指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党组织太大，团组织不稀奇，社团组织过于松散，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对组织的基本概念。《超级女声》第一次让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组织”有了切身体会。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5个赛区报名人数达到16万，参赛者年龄跨越从4岁到89岁，有近3000万观众在电视机前热切的关注着这一过程。这些奇迹展现了“超女”背后的巨大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来源正是所有的“超女”支持者。数以百万计的“超女”支持者自发组成的玉米地、笔迷会、凉粉团，以实实在在的组织的形式和力量，对他们心中的偶像进行了最大的支持。　　四、“想设就设”——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挑战　　对“议程设置”理论传统的理解，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大众媒介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而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与传统的“议程设置”不同，在《超级女声》的传播过程中，“江湖”力量的不断膨胀，导致民间言论主导着舆论的方向。网络上，数百万的“玉米”、“凉粉”们台上台下不遗余力的推广着心中的“超级女生”时，互连网上的点击率也越来越多，争论也越发激烈。以天涯社区为例，当“口水”几近淹没了整个版块时，网站也立刻改变了态度，对所有《超级女声》的帖子投入了足够的重视，开辟了《超级女声》专栏。　　从举办第一届时仅是都市类报纸的娱乐版面报道《超级女声》的消息，到第二届时一向严肃的《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解放日报》等报刊也终于改变了原先所设置的议程，刊载了《超级女声》诸多争议话题的报道评论。于是，当这些身居“意见领袖”角色的主流媒体“俯身”关注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时，《超级女声》已经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了一场社会公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