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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顶端 辨体明性：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而导致批评文本“破体”的主体性缘由，则是文论家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诗意化。本文辨体明性，清理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意在抉摘20世纪中国文论的“失体”、“失性”之弊，并为中国文论走出世纪困境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关 键 词】古代文论/文体/体貌/诗性　　“体性”一词，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理论范畴。体，既可指文体（体式），亦可指文体之语言风格（体貌）；性，则既可指作家的人品德性，亦可指作家的气质个性。本文借用这一范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辨体明性”的研究：辨古代文论之体（外在的文体和体貌），明古代文论之性（内在的本性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文论是如何“失体”、“失性”的。　　一、批评文体的文学化　　虽然中西古代文论在批评文体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是理论的思辨的，一是诗性的文学的，但溯其本源，却有着相通之处。轴心时代，对文学有着同样大的兴趣与贡献的大师，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弟子柏拉图，东方有孔子和众门徒。柏拉图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记载先生（也包括他自己）的文学思想；而在柏拉图之前，孔门诸生也是用“对话录”来记载先生及弟子的文学主张。朱光潜在《文艺对话集》的“译后记”中说：“对话在文学体裁上属于柏拉图所说的‘直接叙述’一类，在希腊史诗和戏剧里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结合到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1](p334)可见，对话体是一种“文学体裁”；而用“文学形式”讨论学术问题的好处，就在于“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1](p334-335)李泽厚将“论语”译为“孔子对话录”[2](p25)，我们听孔子与门生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自说自话，同样能够感受到对话体这种文学形式的鲜活灵动、深入浅出。孔子师徒谈诗，或因事及诗或因诗及事，都是既有思想结论也有思维过程的。我们知道，柏拉图死后，其徒亚理斯多德论述文学问题已不再用老师的“对话体”，而是用标准的“论著体”。古希腊之后的西方文论，其文体虽然也有对话体、书信体、序跋体等文学或准文学的样式，但其主流或正宗则是亚理斯多德式的论著体。在东方在中国，孔子之后是孟子，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不仅接着孔子的思想往下讲，而且沿用了孔子的对话体。《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孟子》也继承了《论语》的“体”。“孟子曰”虽不如“子曰”简洁，却比“子曰”更具文学色彩，《孟子》将“对话（语录）体”的文学性发扬光大了。　　当然，《论语》和《孟子》都不是纯粹的文论文本，事实上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找不到纯粹的文论。《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具文学性的，但它也不是纯粹的文论。然而，作为承载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经典文献，《论语》、《孟子》和《庄子》不仅为后人准备了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而且为后来的批评文体奠定了一个文学化的基础。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论。两汉的批评文体，最具代表性的已不是对话（语录）体，而是序跋体和书信体，如《毛诗序》、《太史公自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报任少卿书》等。“跋”之称，始见于北宋[3](p393)；而汉代的“序”多置于全书之后，其位置与后来的“跋”相同。两汉的“序”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文评点，如《诗》之大小序，又如王逸“楚辞章句”的总序和分序，其评诗论赋、知人论世，既承续了先秦对话体的简洁明快，又为后来的诗话乃至小说评点提供了言说方式及文本样式。另一类是自序，多为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追述写作动机，自叙生平际遇。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记叙了他世为史官的家事和他自己的坎坷命途，从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命也夫”，到太史公遭李陵祸而喟叹“身毁不用”，司马迁在悲怆、惨痛的悲剧气氛中，喊出“发愤著书”而震撼千古！同为阐述“发愤著书说”的《报任少卿书》，更是字字血，声声泪，其情真切其意悲远，读来更象是一篇悲情散文，或者说是一篇最为典型的文学化的批评文体。汉代以后，文论家多用书信体来言说文论，其经典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都有着太史公情真意悲之体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批评文体之文学化最为彻底的时代，因为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和创作论专篇《文赋》，干脆采取了纯粹的文学样式：骈文和赋。值得注意的是，陆机著有《辨亡论》，刘勰著有《灭惑论》；《文心雕龙》还辟有“论说篇”，释“论说”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