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docVIP

对“以诗为词”的重新认识 “以诗为词”是词学界的老话题，在文学史教材、词学批评论著及研究专文中，人们通常都涉及到它，对它的评价也由过去的否定、贬斥转为肯定、褒赞，从根本上改变了宋人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看法。但是，人们一般的认识还停留在仅仅把它当作苏轼个人性、甚至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一种创作行为上，它的主要内涵就是创作层面上的以诗的题材、手法、技巧等等入词，这是很不够的。本文认为：在元祐词坛颇为引人瞩目的“以诗为词”现象，最早是以对苏轼个人创作中某些不遵守词的规则行为的批评提出来的；与此差不多同时，黄庭坚等人在评词时也每以诗为参照系，而后人对苏轼之外的其他元祐词家的品评，虽未明确标举“以诗为词”四字，也同样以诗为比照。这说明“以诗为词”绝非个别词人的个别创作现象，而是元祐词人的集体行为，是元祐“作品群体”的共同倾向和共同特征。就苏轼等少数革新者来说，他们的“以诗为词”可能发轫于偶然的创作行为，但逐渐成为并最终主要是一种自觉的词体革新、词体发展意识，这里面除了对题材、手法、技巧等属于“艺”的层面因素的借鉴外，还含有“道”的追求在内，那就是挺立“士”节以为“诗心”，以“诗心”振立词格，发扬诗歌精神，拯挽词坛颓势。 一、“以诗为词”的共同倾向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文中，“教坊雷大使”系指徽宗朝教坊大使雷中庆。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载：“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教坊……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太上皇指宋徽宗。论者据“时属升平”四字谓上引《后山诗话》评东坡词的材料不可能出自陈师道之手，因为陈氏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而元符、建中靖国之间，政局动荡，非“升平”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等亦对此条是否出自后山之手表示怀疑。本文以为，这种疑问似缺少足够的证据。在蔡絛眼中，整个徽宗统治时期都是“升平”时期，他的意识中不可能将元、建排除在外；倘若以今人的眼光看，则是整个北宋末皆不“升平”，故“升平”二字不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从元符三年的十一月至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后山俱官秘书省正字，他得以见识或知道雷中庆之舞的机会还是有的。另，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曾提到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无所得”，后山《书旧词后》亦云：“余于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这些观点，与上引《后山诗话》的表述适相吻合。至于文中对苏轼词评价不高，不但不足以证明它是伪作，恰可从侧面说明它的真实性，因为元祐其他词人也有对东坡词不够“恭维”者，而“是其所是”，不以人论词，这正是元祐词人的批评风格。 《后山诗话》大概是对“以诗为词”观念的第一次明确的揭示，尽管他的本意只是评苏轼的词，不具真正的理论建构意义，但它在流行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已超越具体的评论对象，获得普遍的价值。这个普遍价值的获得，恰又是在元祐其他词人的互评、自评，以及后人对元祐词人的普遍评论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以诗为词”已成为对元祐词坛的总评，自然包括陈师道在内。这恐怕是他们始料所未及的。 《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引）云：“东坡尝以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小词似诗”即“以诗为词”的另一种说法。这则材料包含两方面的信息：第一，晁、张二人同样认为苏轼词如其诗；第二，诗、词之间可以互为参照系，那时，不单有苏轼的“词似诗”，还有秦观的“诗似词”，这里面都有着对诗、词自身“质”的规定性的认同在内。李清照《词论》评宋代名家词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所谓“句读不葺之诗”，不是着眼于诗、词句式之别，而是说苏轼的词（晏殊、欧阳修二家同）除了句式这一个较为显明的形式因素与诗不同外，其实质与诗歌无异。此数家观点，几乎皆可作后山“以诗为词”说的注脚。 李清照《词论》曾将黄庭坚置入“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的少数几家之列，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复斋漫录》云：“无咎评本朝乐章，不见诸集，今录于此，云：‘……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久佚，其见解赖他人之书展转抄录得以保存。他认为黄庭坚词不是当行家语，而“自是着腔子唱好诗”，腔子指曲调、乐调，他承认黄词的合律可歌性，但又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诗，尽管是“好诗”。在晁补之看来，黄庭坚也有“以诗为词”的倾向。同陈师道、李清照评苏轼的话一样，这在晁补之心目中，不无贬意，然于山谷，未尝不是一种“自觉”尝试或有意追求，未尝不可当作赞誉。在那篇著名的《小山集序》中，山谷曾评晏几道“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