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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该取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项独立的罪名，首次出现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修订时予以吸收。该罪的制定是国家对司法机关在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拥有巨额财产，在短时期内通过一般的侦查手段无法查明其具有贪污犯罪事实，而又不能排除有贪污犯罪可能者给予定罪量刑的一种措施。不少学者评论，这一措施既可节约司法机关因长期侦查巨额财产拥有者所拥有的财产的合法来源而造成的人力、财力消耗，又可以及时惩处犯罪分子，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因而是一种既经济而有效的便捷措施。 　　我认为，这一规定的出台不可否认地具有前述功效，却同时带来许多的弊端。 　　首先，对拥有巨额财产而又说不清来源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量刑违背了我国刑法一贯坚持的主客观一致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一贯坚持定罪量刑必须主客观一致，即要求司法机关对某行为人定罪量刑，必须有证据能够证明该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罪过，客观上具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偏废任何一端均会造成客观归罪或主观归罪，而这两种归罪方式均为封建司法专横的残余，应坚决杜绝。而从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规定的构成条件看，司法机关只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证明工作就算完成。如果该被查国家工作人员只要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该差额部分即可以被推定为非法所得。这种定罪方法不乏客观归罪之嫌。 　　其次，对拥有巨额财产而又说不清来源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量刑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有关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 　　举证责任也称证明责任，是指法律规定诉讼一方或双方对其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义务。如果义务方提不出证据或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将承担不利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提起公诉，由检察机关负责。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里，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犯罪提起控诉的职责并对其所控诉的犯罪应当予以证明的责任。与之相对，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有权辩护。这里的辩护被明确规定为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义务。刑事诉讼法无一条文规定被告人有证明其无罪的义务。与之相应，刑事诉讼法强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法院在庭审结束后应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对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作出无罪判决;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不仅是刑事诉讼法对审判机关审判所作的原则规定，也是对提起控诉的检察机关提出的基本证明要求。 　　而从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看，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应具备的一个重要客观特征为：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该国家工作人员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这一规定显然是将证明自已未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责任强加于该国家工作人员，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明责任的原则规定。 　　再次，巨额财产来源罪成了一些犯罪分子的庇护所，使吞舟之鱼从恢恢法网中逃之夭夭。 　　如前所述，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起因于侦查工作难以彻底而又不意轻纵犯罪。因为不彻底的侦查工作这一先天不足，立法者在不意轻纵犯罪而设定这一罪名的同时又恐过于武断、伤及无辜，所以，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不痛不痒，无意间使该罪成了贪污、受贿分子的庇护所。 　　第一、该犯罪构成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侦查机关所侦查的巨额财产也仅限于某国家工作人员名下的财产及其支出，不包括对该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巨额财产来源的审查，这样，就向具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授予了规避犯罪的方法--将其贪污、受贿所得转移到其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的名下; 　　第二、刑法对该犯罪规定的最高刑期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某国家工作人员的巨额财产来自于贪污受贿，较之刑事对贪污受贿犯罪设定的最高法定刑--死刑而言，这种规定不訾是一绝好避难所。有了这一避难所，贪污、受贿人员就可以自古华山一条路，死不认罪，赌定这一局。这种弊端即使如目前所讨论的将对该罪的法定刑提高至有期徒刑十年仍不能消除。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何防范风险 　　小张系一名取得《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业务刚满一年的新律师，老李是业内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经修订并于今年6月1日施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