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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网络共识为基层治理变革探路 不可复制的“发展样板” 时代周报：在我看来，宜黄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目前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困境。在这个事件中有几个主体，包括两个“建国”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以钟家为代表的被拆迁民众，还有就是网民。这几个主体中，政府在道德上以及具体的政策、制度层面都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但政府方面掌握着国家机器；而民众则相反，在道德乃至法律层面都处于优势地位，但在国家机器的占有方面则处于“手无寸铁”的状态。这样一种力量格局似乎预示着悲剧的诞生。 郭巍青：宜黄事件是政府和民众围绕着土地开发、住房拆迁等问题因为相持不下而产生的一个悲剧，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悲剧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性条件，这两个条件对当地的政府都非常的不利。第一个条件就是城市发展的竞争模式，即通过土地的开发获取城市发展的资???，这种模式其实在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已经进行过一轮了。当前，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从大城市开始扩展，或者像接力棒一样转移到了宜黄这样一些二、三线的中小城市。接过这个棒以后，这些中小城市也开始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发展。你可以发现，事件发生后，宜黄的干部出现了很多喊冤的声音，他们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规划，宜黄的发展也开始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势头。但从这个事件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位差”：这些城市和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之间可能存在十年左右的间隔。 时代周报：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为中小城市有一个可供模仿的“样板”？ 郭巍青：对，它们有一个样板，并按照这个样板去做。可是，不幸的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差使得它所面对的公众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了。以广州为例，十年前挖地铁或者其他重大城市建设工程，也要涉及到大规模的拆迁动员。当年政府方面给出的条件甚至都不如现在，但依然相安无事，或者说动静不大。当年的那些拆迁户和现在相比也吃了很多亏，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的大城市已经建得很漂亮了。可是这些中小城市也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发现比较难了。 时代周报：利益意识觉醒的民众成了他们的阻力？ 郭巍青：是的，这些城市发展的阻力主要不在于资金或者官员的开拓性，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两位“建国”是属于比较勇于开拓的那种官员。政府方面主要的阻力还是来自于现在的公众在对拆迁的认知水平上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简单地说，就是公众的维权性得到了增强，而且在博弈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博弈的策略出来。 时代周报：我感觉大城市的发展样板在扩张、蔓延至中小城市，但随之扩张和蔓延的还有大城市拆迁户的一些失败或者成功的博弈经验。 郭巍青：对，官员在学习，老百姓也在学习，各自都有各自的渠道在学习。官员可能通过参观、取经、访问、培训等一些比较正式的渠道学到了大城市的发展经验，但老百姓通过现在的很多新的传播方式看到了很多当年拆迁户的吃亏案例，通过反思，他们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对抗性的方针。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在总体上我们还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但在一些局部特定的微观层面，这样的权力格局很可能遭到了转换和颠倒。 时代周报：基层的官员很可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 郭巍青：官员的预测有时候可能过于乐观，比如没有预料到被拆迁户的决心会这么强，还包括一些极端、激烈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束手无策。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事情一旦激化起来后，政府总是倾向于不惜依靠暴力的手段把阻力解决掉的做法。这背后可能有开发商的压力，或者政府自己认为时间上拖不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的二、三线城市中，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暴力拆迁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现象。这里的大背景就是现在老百姓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 时代周报：你的这个判断是否意味着这一模式在这一轮的扩展中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大城市的样板有问题？ 郭巍青：对，这种模式在复制、扩展中会不断遭遇到很多新的阻力，而且，即使是一线的官员，他们无法预测悲剧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宜黄一案，即使完全按照当地官员自己的那套说法，那至少也表明了他们之前并没有预料到拆迁当天会出现三个人自焚的局面。这也说明了他们在应对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这就证明了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至少这种模式在目前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何走下去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新媒体改变政治生态 时代周报：第二个背景呢？ 郭巍青：第二个就是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目前这种依托于网络传播的公众意见肯定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强度。但在今天，特别是有了微博之后，很多事情在第一时间会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传播。这种网络传播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是自成一个体系或者说一个世界。 时代周报：我看过一篇文章，讲述web2.0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可以生成web1.0时代不具备的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会成为很多集体行动的媒介，可以聚集很多力量。 郭巍青：对，因为微博上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