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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国维评传》小札二 一、先秦书体 古代在没发明纸以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竹片和木片，能刻在甲骨上、铜哭上的机会总是比较少的。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指出：诸侯各有国史，大事书于策，不事简牍而矣。 （刘烜《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61页） 先秦书体有甲骨文、金文、大篆，但与后世隶、行、草、楷等书体比，它们之间不是字体的差别，仅是书写工具、使用场合、职能分工不同。而基本形态、间架结构是相近的，只因书写工具不同在笔画上有粗细之别，甲骨文用刀故细，金文用铸故粗，书于简牍之上的大篆或用刀或用毛笔，故介于二者之间。就使用场合、功能而言，甲骨文用于事前占卜，简牍用于事中发布命令，记录过程等，金文则多用于事后铭记大事功，尤其是大型青铜器上的金文。 另在时间上也不像其它书体有先后之分，而是同时存在，同时使用的，这从甲骨文中存在“册、典”二字就可以看出。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也曾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曰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大。”又说“殷人龟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见册字，则简策之制古矣。 所以说在书法史上将这些作为三种不同的书体与后世的小篆、隶、草、行、楷并列称之是不对的，小篆与甲骨文之间的区别也小于它与后世诸书体间的区别，所以最好将这甲骨文、金文、大小篆合而为一种书体一并称之方妥，至少前三种可合而为一。 二、甲骨文发现及研究小史 1899年，学术界开始认识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这是上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王国维称之为“殷虚甲骨文字”，现在通称为甲骨文，早期也称“龟甲文”、“契文”、“贞卜文”、“ 殷虚卜辞”“ 殷虚书契”等，这些文字刻于龟甲、牛骨上，也有刻在人头骨上的，大部分用刀刻，似可以称为契文，但也有用毛笔写的。 第一判定甲骨上的是一种古文字的是晚清的王懿荣，时间是1899，他是金石家，当时的国了监祭酒。据王国维的记载：“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经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归之。” 次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自杀身亡，此后，王氏家道中落，不久，约千余片甲骨都被刘鄂购入，1903年，第一本甲骨文研究专著《铁支藏龟》出版，选拓1058片。不久刘鄂充军新疆，死于异地。1906年，著名金石家罗振玉（曾任刘鄂家的家庭教师，后将长女嫁给刘鄂长子刘大绅）到京后，“令估人大搜之”。1906至1911年得甲骨二三万片，其余出土者尚存近万片。 罗振玉、王国维是使甲骨文成为一种新学问的奠基人，罗振玉有著作如下：《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与王国维合作）、《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1927年将《殷虚书契考释》作增订。 据现在统计，甲骨文中有单字四千多，罗振玉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考中485字，1927年增加至571字。 （以上由《王国维评传》第276-277页整理） 从以上可以看出，判定、有意识收藏甲骨文始于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积其大功，在辨认甲骨文并使其成为一门学问看，罗振玉功第一，王国维亦功不可没，而在运用甲骨文考订古之礼制上，王国维成就最大，主要著作有《殷虚卜辞所见地名考》1915年、《三代地理小说》1915年、《鬼方昆夷玁狁考》1915年、《殷周徵文》1916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周制度论》1917年、《古史新证》1925年。 甲骨文学又称“四堂之学”， “卜学（甲骨文学）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成一时之盛。”（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摘自《王国维评传》第208页）。 四、殷商王名为何用甲、乙、丙、丁等数目字？ “又乙日生者，祭以乙日，固号之曰报乙、曰大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盖出子孙所称，而非父母所命矣”。 王国维，见《王国维评传》第283页 也就是说，这些甲、乙、丙、丁不是父母起的名，而是儿孙根据其出生之日而起的名，数目字前的报、大、小、武、帝可能是庙号，如商纣王，又名帝辛，辛是其出生日，子孙在祭祀时称之为帝辛，纣可能是本名，也可能是谥号。 五、巴比伦人将法律刻于石上，西欧人将战功刻于石上，中国人交经典刻于石上。 六、宋之文化 宋人的文化成就除词、理学外，还有一项小学成就——金石学。金石学是研究金石的学问，金是铜器，石是刻石。金石学是宋人所创造的一门学问，在收集方面，有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间的收藏；在著录方面，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赵明诚的《金石录》多达二千卷，凡传世古之礼器之名，皆宋从所订。 而起于唐的文人画也在宋达到鼎盛阶段，国立画院即是明证。宋人的成就，正如王国维所言“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凌跨百代”，“北宋……词则为极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