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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电影音乐民族化问题的现代性反思 　　民族化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进程中的重要现实问题。而中国动画电影音乐的创作，作为该进程中的一个文化现象，以它独特的姿态，在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民族化问题，不是一个自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自为的问题，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发展中民族国家共同遭遇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长期或隐或显左右动画电影及其音乐创作的实践问题。因此，本文在中国大力加强动画电影发展的当前，以现代性为理论视角，对中国大陆动画电影音乐的民族化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反思。 　　 　　一、从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再到中国音乐现代性 　　 　　要以现代性为理论视角窥探中国动画电影音乐民族化问题，就有必要弄清现代性视角，也就有必要弄清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中国音乐现代性之间的关联，而这首先应弄清当代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性的基本认识。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含混性、复杂性的概念。黑格尔、哈贝马斯、霍尔等诸多学者均从不同研究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过深度的学理阐释，然而在学术领域中很难就此达成一致。于是有人干脆指出，对于现代性概念只能给出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概念描述。但总体来看，现代性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文化现代性是普遍受关注的两个主要层面。 　　作为社会现代化层面的现代性，彰显于工具理性(科学和技术，强调创新和进步)，其鲜明外现为：一方面，促进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感的生活的机会；一方面，有胜于传统国家专制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极权统治、人类史上罕见的军事冲突、信仰的缺失、灵魂的孤独、生态灾难等等深度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层面的现代性导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一元化和多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世俗化和乌托邦化等诸多尖锐对立的矛盾并存于社会生活之中。 　　作为审美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它鲜明地表现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人的本位意识，突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中，“自律性”以主体人的绝对心灵欲求和精神操守成为审美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由于审美现代性始终以反叛性审视社会层面的现代性，所以审美现代性的自律性先在地蕴含着强烈的“反思性”和自反性特点：以“邪”对“邪”而求“真”，以“正”对“正”而求“真”。前者，自律性的反思有着自身的理想性价值目标，深含普世性人道主义精神，其审美现代性常以非社会生活化的形式来反叛现实的形式，从而呈现出诸多有特定所指的表现形式，甚至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审美对象。这正如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即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后者，审美的现代性是在不断的反思和自反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彰显出自身的“进步性”，从而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使审美自律遭遇在工具理性的汪洋大海中、艺术自律遭遇在实用价值理性的“权权联合”中、艺术文化自律遭遇在商业大众文化的滚滚浪潮中，使自身在从中提炼“诗意”、创造“永恒”的同时，也关注“当下”，密切“生活”，追求“时尚”。所以，“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其所指的“永恒”和“偶然”即是审美现代性矛盾对立的本质特性。总之，审美现代性以其强烈的反思性和自反性，在自律中力求坚守人的“感性”，以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捍卫着人的感性“尊严”。 　　何为中国现代性?“存在的矛盾对立”作为现代性的总体理论意识和视角，之于中国本土现代性而言，是富有成效的和针对性的理论意识和视角。在中国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发展中，曲折艰难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主要在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层面全面展开。社会现代性层面凸显为“启蒙”与“救亡”，如五四运动中的“科学”和“民主”、抗日救国、建国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审美文化现代性层面，表现为“人的觉醒”，即人的自由、独立、和平以及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等蕴含的人文精神，并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色。而从更深沉的目的层面看。“救亡一救落后”是贯穿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根本问题。这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民族落后”的惨烈心灵体认和“集体记忆”，并内化为自我文化心理结构，升华为“民族意识”，以至深层潜意识，使中国整体对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感远超出对西方关于个人权利的学说的吸引力。于是，“救亡一救落后”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互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深层根据，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和审美文化现代性的根本问题。而与此对应的“我”民族性的观念意识、强“我”国行为事件成为20世纪整个中国的观念意识和主要行为事件，一系列的中／西、古／今、雅／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