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古国”的神韵.docVIP

“妙香古国”的神韵 　　大理国(937-1253年)是云南历史的一个奇迹,也是外人眼里的一个谜。生活在大理国时代的人们热爱和平,民风淳朴,与世无争,风俗民情与中原之地迥然有异,被世人称为“妙香国”。 　　关于“妙香国”的称呼究竟从何而起?以往的学术界前辈、游人、佛教界大多从地理环境、区位和物产等因素考证之。一致认定:大理素有“天竺妙香国”之别称,且多见于史书的记载。比如《滇略》卷4说:“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唐永徽四年,大士再至,教人捐配刀,读儒书,讲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滇黔纪游?录云南》:“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大理点苍山古称灵鹫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地讲解《法华经》,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见《滇黔纪游?录云南》)。《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僧分五类》一文载:段思平之得位,为观音三救段思平于危难中。登基之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叶榆古泽国,为罗刹领地。观音显化借地而伏罗刹,镇于地宫而立白国,即妙香国。” 　　元朝的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也曾描述说:“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苍山上奇花异草满山遍野,“尖峰独产紫柏,奇香。”无为寺“有香杉五株,为南诏高僧赞陀得于天竺”。所以清末进士袁嘉谷(云南的第一个状元)认为:“妙香之名,古经无之,迨因苍山之香而附会耳。”毋庸质疑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妙香”一词就应当是形容佛寺所用香料在燃烧后所散发的香味,妙香国也可是佛家幻想的清净安乐之地,其义近乎妙土。因为大理国从国王到臣民几乎人人都笃信佛教,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佛珠;男子以出家为僧为荣。大理山山有寺,寺寺有僧,人们把烧香拜佛当成了一种道德追求。大理皇帝也倍加崇信,往往放弃皇位而出家为僧。所以在世人的眼里自然就把大理国当作理想中的佛国妙土,理所当然也就成了僧尼佛教信众眼中的妙香国。 　　或许是大理国建国初期曾得到观音老母的帮助,或许是由于虔诚地信仰,段氏家族非常明智地选择了用“儒释”(师僧)治国,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安抚民心,让民心归于祥和;用儒家的治国方法和策略打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子就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用儒家理念治国(治世),用佛教养心,用道家养生,三教合一,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而在大理国时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相融,僧俗一体”,佛教影响到大理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大理国文化是南诏文化的发展与提升,是多元性的南诏文化一体化的产物,那么大理国文化的典型特色就可用“释儒文化”来概括。 　　早在大理国建国之初,为了稳定政局,段思平制定了以佛养心、以佛立国,以“儒释”治国的基本国策,大力推崇各种宗教。《三灵庙碑记》称段思平即位以后在喜洲建灵会寺,追封其母为“天应景星懿慈圣母”,后重建三灵庙,尊母为神。据说,段思平在起事过程中曾经得到秀山神示,故其即位以后,对秀山神也另眼看待。诸葛元声《滇史》卷七记载说:“思平感通海秀山神之灵异,乃封秀山神为英列侯,高大祠宇以旌之,至今为民祈祷之所。” 　　在整个大理国时期,段氏家族推崇佛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僧分五类》一文载:“段思平之得位,为观音三救思平于危难中。登基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崇佛》一文中又载:“母崇佛,思平灭杨氏,建大理国,大兴佛教。盖思平原为杨氏追杀,避于古寺观音大士法身后,杨氏遍寻不得,而感大士慈航普渡,救思平于危难。思平发愿,若得大位,必以全国供养三宝,遍建伽蓝,以佛为国教。”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并在政治上和组织制度上加以强化与保障,所以,大理国从国王到臣民,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信佛。绝大多数男子都以信佛和出家为僧为荣,把烧香拜佛当成了一种道德追求和心灵慰藉的灵丹妙药。 　　为了方便国民信仰佛教,大理国国王特别制定了国家的法定假日。“初一、十五,国中上至帝骠,下至臣民,皆素食。晨起,入寺献香,虔拜诸佛”,这应该说是大理国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当然,在节假日期间,所有“君臣万民均须素食,烧香拜佛,国不朝政,户户净水香烟……除了从事放牧的人以外,全国臣民均不劳动,参与拜佛。” 　　更有甚者,大理国的人才培养与文武官员的提拔使用均与是否信奉佛教挂钩。“段氏以佛立国,佛教为国之本,国制为法。若非佛子,不得做官。故大理国时,上至国君、宰相、将军,下至庶民,皆通佛礼。”在习惯上,大理国若遇军国大事均会请无为寺、崇圣寺的高僧参与决策。据说,大理国学官多为僧官,就连中原的许多江南落第秀才,都常羡慕大理尊重僧人,有文才者,还可为国中器重,而跑到大理国诸寺出家,然后升任方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