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社会角色资料.docVIP

角度 我国媒体存在的社会角色不清 第一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喉舌”，用诸如“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一小撮破坏社会和谐的分子”之流的话语，对一些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的报道中，偏向于政府而有失公允。 第二则是乐衷于挑拨群体情绪的部分媒体，对事件选择性报道，恶意炒作所谓新闻，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只为自己的销量而不顾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同样有失公允。 媒体社会角色一、 监督合法 敢说真话 现代社会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了媒介神圣地位。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一个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避免“集体腐败”和“官官相护”现象出现的一种有力措施，就是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利，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有效方式，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活动，它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 在西方，传播媒介也有批评监督的权利。公众也不免对媒介有夸张的说法，称之为“无冕之王”　，还有说法称它为“第四等级”，　或“第四种权力”。在现代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权力框架中，大众传播逐渐成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并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影响力。 在我国，舆论监督主要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的体现。7]以舆论监督起家的《焦点访谈》，由于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敢于讲真话，反映人民的心声，也一度被国人称为“焦青天”[8]　。 媒介及舆论监督神秘力量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将权力尤其是神秘的政治去神秘化，揭露权力的真相并且从某种程度上监督和制约权力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摧毁了国王的话语独裁和贵族的话语霸权，当政治神话消失的时候，媒介神话就诞生了。 繁峙矿难记者受贿事件曝光之后，新华通讯社与中国记协以及其他新闻单位纷纷向社会作出承诺：“坚持报实情、讲真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坚决抵制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14]　并且提倡加强教育，提高新闻队伍的综合素质，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对新闻工作者中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行为加强监督”　[15]。然而事情似乎不仅仅是加强职业道德这样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如何理解一度被视为“社会公器”的媒介，如何认识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如何正确看待具有强大力量的舆论监督。 媒介的一切力量均源于事实，“它不是立法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它是舆论的权力、道义的权力。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其它权力都得正视它表达的声音。它不是一种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柔性的权力，也就是说，没有人必须服从它；但是，也没有人能忽视它。”　[28]　舆论监督和媒介的神话应该结束了。任何一种盲目的准宗教崇拜精神渗透到民众血液中的唯一后果就是集体无意识，一旦神话破灭，公众势必陷入迷茫与恐慌。继续沉浸在神圣传媒的理想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富士康令人惊心的十二连跳事件，还有接连发生的校园惨案，再次把媒体推上了风口浪尖。有许多人认为，正是媒体的高度关注，才引发了效仿效应。的确，当富士康发生九连跳的时候，许多媒体都在报道中说，这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跳楼的，话音未落，第十跳的惨剧就发生了，紧接着，第十一跳、第十二跳再次挑战国人的耐受力。更令人不安的是，南平杀童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相继发生5起校园惨案，虽说发生在前的未必就是后来发生的原因，但短期集中发生的类似悲剧，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效仿效应。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开始呼吁，媒体应该克制对类似事件的报道，以防止悲剧的连锁反应。　　许多媒体同行面对这场诘难，最容易采取的自卫手段，就是力争说明媒体的报道和悲剧发生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或许如此，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媒体的报道和悲剧之间真的存在某种相关性，那媒体还是否有理由坚持充分报道的权利？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话说在蒋经国主政时期的台湾，每年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时候，台湾的报纸总是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报道被大陆获知之后，立即成为攻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直接证据。有一年，蒋经国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总编找去，和他们诚恳交心。蒋经国说：我不是限制你们的报道自由，但军购涉及台湾的安全利益，你们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高抬贵手，不要报道军购了。两位总编沉吟片刻当场答应。第二年，当台湾再次和美国谈判买军火的时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还是大篇幅报道了军购的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