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论政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变.docVIP

从文人论政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变 中国报刊维系国运民生,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民族现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报人活跃其问,传播新知,激励民气,鞭笞腐败,探索前途,凝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蔚为现代中国的一道壮丽风景。 论办报和论政风格的影响之大,梁启超可谓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第一人,无有出其右者。梁启超身兼数职(官、学者、流亡者、报人),他象征了知识分子以报纸为突破口转换身份,试图重新进入政治舆论中心。早年民国报人多半留学日本,以日本的大报为蓝本,接受明治维新所转介的欧美思潮洗礼，如梁启超,还有《大公报》的胡政之、张季鸾和吴鼎昌,乃至邵飘萍、林白水等等。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典范,承先启后,比上一辈的梁启超更有知识群体的自觉,他对同辈有号召和鼓励的作用,对下一辈更有启蒙、示范和提携之功。他那一代的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以欧美自由主义为纲,以刊物为形式,针砭国事。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报刊论政报国。这是儒家士大夫转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阶段。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剧变,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一方面要扬弃固有文化的包袱,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思想与制度。知识分子手无寸铁,急于救国,在何去何从之间如何拿捏分寸?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他说,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保存浓厚的士大夫意识。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到了20年代末,士大夫文化基本已消失了,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而到了40年代,士大夫的观念已彻底死亡。 胡适在《独立评论》曾主张由“知识阶级、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成“干政团体”监督政府,我们可以推知知识分子向往士大夫时代的落日余晖。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民国文人论政的基本限制: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而且还在继续滑落,但好在有现代大学做后盾,他们不需要做报人,也可以通过媒介发言;另一方面,他们囫囵吞枣从西方引进各种主义(包括自由主义),都不免流于皮毛肤浅,最后难于生根。 文人论政有特征有三点。其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以时间的跨度来说,以民初军阀割据登场,接着应付列强侵略,经历国民党专政,继而对日抗战,以至于国共内战,真是内忧外患,鲜有宁日。自由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潮思想,走出书斋,面对国家落后和民族存亡,思以言论报国,甚至言论救国。他们在整个政治舞台是配角,虽发挥道德力量,但实际的政治作用则不能高估。 文人论政以同仁刊物为主,因为本钱小,何况论政只是学者文人的副业,他们无法全力办报。《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都是社员每人捐固定收入百分之五。《大公报》也只有五万元资本,不接受津贴或资助,准备赔光本钱即关报,不料营业情况甚佳。康梁秉承士大夫的精神,吸收日本明治维新转引的西方思潮,自不待言;到了胡适那一代人直接向英美取经,从士大夫转型到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召唤却仍然深受士大夫传统所鼓舞。《大公报》的张季鸾初始学日本后来转向英美,既是书生论政,也开始向职业报人转型。但无论西化程度多深,这些人的身上洗刷不掉儒家士大夫的熏陶,连反儒家反传统者(如鲁迅)的道德承担也有浓厚的儒家痕迹。薪火相传,一直伸展到台湾一隅的《自由中国》。 他们感染儒家“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无党无派,个人主义的色彩浓厚,论政而不参政。傅斯年曾致信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正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终是力量做后盾,自由知识人常感左右不是人。许纪霖则称这批纯粹论政的文人为“观念自由主义者”,一盘散沙,坐而言,不能起而行。1941年知识分子更结集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救国有心,行动无力,只能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讨空间,最后奄奄一息,惨遭失败。 文人论政主要靠的是刊物形式,从《新青年》、《独立评论》、《观察》到《自由中国》无不皆然。至于近现代中国主流报纸,大概有三种范式:民营商业报纸、专业报纸和党报系统。 这三个范式重迭,又长期并存,《申报》和《新闻报》追求专业主义的某些元素,而《大公报》也照顾商业因素和政治诉求,不是非黑即白。。 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特征,一方面延续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一方面代表转型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他们莫不希望建立现代的“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中心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为了富国强兵,他们鼓吹自由民主不遗余力。凭空来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