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docVIP

２０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巨大成就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反复吟诵，刻苦研究。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的唐诗研究，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本文拟对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唐诗研究的状况、特点、流派，特别是著名的研究者和重要的成果，作一个粗略的回顾、检阅。 　　本世纪初， 在唐诗研究上取得较大成果的， 是王闿运（1833—1916）。 　　他才高学富，潜心诗歌创作与古典诗学研究数十年，曾有《湘绮楼说诗》、《湘绮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唐诗选评》及若干论诗的单篇文章。1906年，他先后在《国粹学报》第18期、第22期上发表了《湘绮楼论唐诗》和《为陈完夫论七言歌行》二文。他不是孤立地论唐诗，而是把唐诗的大家名家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在诗史上的特点、地位的前后传承与影响，其研究视野拓展到魏晋南北朝诗和宋词元诗。文中有独到的见解，例如，指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直用“ 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说白居易歌行“纯似弹词，《焦仲卿诗》所滥觞也”；赞赏杜甫的七古歌行“自称鲍庾，加以时事，大作波涛，咫尺万里”；指出韦应物《郡斋忆山中》诗“淡远浅妙，亦从陶出”，说“元结在道州诸作，笔仗遒劲，充以时事，可诵可谣，其体极雅”；说王维诗“吐属高华，……《哭殷遥》诗，为特沉痛，《黄花川》、《石门》等作，亦能得山水理趣”等等，都能发人所未发，显出作者对诗歌艺术的超卓识见。《为陈完夫论七言歌行》一文，论述七言歌行在唐诗中的突出成就和重要地位，唐代七言歌行的源流变化及名家的风格特点，俨然一部唐代七言歌行史的论纲。 　　其中说，七言歌行“至唐而大盛”，“初唐犹沿六朝，多游观闺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赠答送别分题，或拈一物一事为兴，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维诸篇其式也。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极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人议论矣……”这些评论较切合实际。 　　在本世纪初，属于传统派的唐诗研究家，还有沈曾植和陈衍。沈曾植（1850—1 922）在其《海日楼札丛》中，有一些评论唐诗的条目，多精妙之见，如《开元文盛》条说：“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燕、许宗经典重，实开梁、独孤、韩、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晋、宋以跻建安，而元、白、韩、孟，实承其绪。” 高度概括了唐代开元文坛盛况及其继往开来的线索。还有一些条目，探讨了唐诗与绘画、宗教的关系。例如评韩愈《游青龙寺》云：“从柿叶生出波澜，烘染满目，竟是《陆浑山火》缩本。吾尝论诗人兴象与画家景物感触相通。密宗神秘于中唐，吴、卢画皆依为蓝本。读昌黎、昌谷诗，皆当以此意会之。颜、谢设色古雅如顾、陆，苏、陆设色如与可、伯时，同一例也。”评韩愈《陆浑山火》云：”可作一帧西藏曼荼罗画观。”独具慧眼地揭示出韩愈诗歌在意象营构与意境创造上深受唐代佛教寺庙壁画的影响，真有画龙点睛之妙。 　　陈衍（1858—1938）在《石遗室诗话》和其他一些论诗文章中，辩证地论述了唐宋诗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又从唐宋诗的比较中发表了振兴宋诗的理论，对唐宋两代众多诗人的诗歌风格、流派以及具体作品作了比较精细的评价。他在客居武昌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了“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说（《石遗室诗话》卷一），打破了前人论诗“专宗盛唐”的狭隘观点，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在继承中发展的进化论和文学史观。陈衍论宋诗时，往往以唐诗为标准，在唐宋诗的比较中探讨宋诗是如何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变化与创新的。他在《诗话》卷十八中说：“王右丞而兼有华丽、雄壮、清适三种笔意。至老杜而各种笔意无不具备。大历十子，笔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种笔意。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稍学韦、柳，故有工五言者。南渡苏、黄一派，流入金源。宋人如陈简斋、陈止斋、范石湖、姜白石、四灵辈，皆学韦、柳，或至，或不至。唯放翁无不学，独七言古不学韩、苏。诚斋学白、学杜之一体。此其大较也。” 　　“五四”前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研究，是和当时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紧密相关的。这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之一胡适（1891—196 2），在1915年先后发表了《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篇论文，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关于理想与写实两大流派、两种创作方法的理论来评论唐诗。可以说，他是把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用于唐诗研究的第一人。 　　从1915年9月起吴宓（1894—1978 ）在《清华周刊》上连载《余生随笔》，其中有论唐诗的诗话多则。他在比较中西的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时，认为唐以前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