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学之关系.docVIP

文学与人学之关系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早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1928年，高尔基在苏联地方志学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高尔基曾经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作为文学家，高尔基显然也是一位积极提倡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应该以写“人”为中心，表现和描写“大写的人”。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比起长期流行且影响广泛的“文学工具论”显示了十分可贵的历史超前意识和勇敢精神，显示了令人敬佩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文学是人学”这几个字，虽然高尔基并未直接将其拼接组合在一起，但事实上他已将其作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命题意味深长地提了出来。论证这一命题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钱谷融开始。然而，钱谷融以及巴人等遭来了长期的“学术”批判。就国内外学术界现状看，关于人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国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哲学界对人、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随着文学创作领域对人性、人道主义等永恒主题的深切关怀与探索，文学理论界也在努力摆脱偏狭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学术探讨渐渐切入文学本体。九十年代以来受国外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医学文学、文化诗学等新兴学科的影响，国内比较文学学科的建构与拓展一时成为热点，文学与人学关系问题的研究于是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开拓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人学在目前乃属新兴学科，1997年4月北京始筹建中国人学学会，因此，人学学科的建构与定位时下仍处于积极探讨阶段。而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以来，继而著论以响应切磋、递相发明者实在并不是很多。李劼认为，“作为一个课题，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本身有着说不完的话和做不完的文章”确实，“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在有限的瞬间由少数人便可做完从而可以一劳永逸的课题，这是一个需要大众参与讨论和敢于探索的日新日日新的永恒话题。 论证“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实在并非一项让人自信而轻松的工作。以上我们勉力界说了“人学”和“文学”，接下来我们试图解释“文学”和“人学”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文学”与“人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两个逻辑判断句式来表示：1．文学是人学。2．文学不是人学。 首先阐释“文学是人学”。 第一，“文学”归根到底是以写“人”为中心的，是“人”藉以外观内视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是人学家研究“完整的人”的感性材料。 文学是艺术，是纪事或抒情的载体。作为载体或者说工具，其本身未尝固有阶级性与政治色彩，这跟音乐、书法、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一样。人是感性与理性对立而又统一的结合体。不可否认，理性精神（教化精神）驱动下创作的文学亦不乏优秀之作，然而文学的生成动因有多种模态，其如：诗性精神；文学精神；兼容状态的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诗性精神是自发的舒忧娱悲精神，文学精神是自觉的艺术创造精神，两者兼容程度的高低决定着诞育文学精品概率的大小。不同的生成模态往往形成不同的文学风貌，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与辞人交合则优生一流的文学家。理性精神也是一种文学精神，因为说到底，作者主体终究欲藉力“文学”这一媒介或载体以达到教化目的，但在如何把握和驾驭这一媒介或载体方面，往往表现得迂腐拙劣，原因在于艺术细胞未尝获得良好的培养和发育，而偏偏易于利令智昏，功利目的过于狭隘。关于文学生成动因的模态特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为此提供着充分且有力的实证。 人有七情六欲，人是感情极其丰富的高等动物，而理智唯有一种状态，那就是“抑制”。可以说，“理智”的代名词便是“抑制”，“理智”又可能是不真实的。人的“意识”之外还有所谓“下意识”、“潜意识”之类心理现象，亢奋的状态下喜怒哀乐跪打哭笑手舞足蹈是极其“人性”化的正常现象。“李白斗酒诗百篇”，显然此非理智主宰一切之时的情景，应该是情不自禁之时的境界。“文学”的内核是“情”，是陆机、李贽、汤显祖、周作人、高尔基、巴人、钱谷融等作家与学者们一再强调的“人情”与“人道主义”。“矫情”而作的东西，“只有教条，没有人情味，连自己也不要看了”[4]。文学的本质在于其乃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或工具，其为谁所用，用于干什么，文学工作者倘斤斤计较于此，恐难免于事无补，事与愿违。文学工作者特别注目和探讨的是文学如何写，政治工作者必须关心和讨论的是文学所写的内容和动向。文学最终反映的是“人”，文学工作者特别关心文学怎样写“人”；政治最终操心的是“人”，因此，政治根本的任务是“塑造”人，如果越位勉强“导向”文学，那样就本末倒置，可能会弄巧成拙。人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审视“完整的人”和如何建构“完全的人”。文学家向人学家提供感性的研究材料，政治家向人学家请求理性的工作指南。政治家听不到中听的故事并不责怪文学家，每每在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