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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影响下受众及媒体接受意识“养生专家”张悟本借助湖南卫视养生栏目《百科全说》迅速走红，然而，这位被称作“中医食疗第一人”的京城最贵中医又在一夜之间因涉嫌违规经营而由“神医”变成了“江湖骗子”。卫生部为此举行了专门的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发表调查报道和评论，营养专家、养生专家纷纷撰文批判，一时之间，“张悟本现象”家喻户晓，其所引发的媒体、专家、行政管理部门和民众关注度堪称空前。 张悟本为何能引起如此大力度的关注，除了其食疗理念导致数百人进医院和涉嫌违规经营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人们对“生”与“健康”的期待，以及国人对“养生”极度信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且不说张悟本能否称得上“养生专家”，单就其引起的轩然大波即可透视出“养生学”的公众影响。华夏传人之于养生的热衷由来已久，可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养生家和养生对国人的影响力度 养生家在古代属于方技家的一支，方技家是研究医药和养生的“百家”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方技家的活动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但其称谓始于汉代。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方技略”，后者收录“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①，其数量相当可观，今大多数已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成为研究医药养生的宝贵资料。《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新元史》、《明史》等都专门载有“方技传”，其余各史也大都有关于方技的记载。可见，方技家是“百家”中很重要的一家，班固在《方技略》中又把方技家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派，到后来“医经者”和“经方者”演变为医药养生家。方技家的代表人物，《汉书“大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其中以扁鹊最为知名。方技家在有史料记载以来就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班固指出其有“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特点，即由治身及治国。 “养生”一词，最早见于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从广义上来说，整个中医学都可以看做养生学。通常人们所说的养生，是狭义上的养生学，即通过非药物的方法达到增强体质、防治疾病、防止衰老和延长生命目的的学问。我国古代养生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渐成体系，流传下来的书籍有通论类、导引类、炼丹类和食养类四种，最有名的《史记求长生不老，召“方士欲炼以求奇药”②，充分反映出最高统治者对死亡的恐惧和期待生命不息的意识。现代人将养生分为“养身”和“养心”，“养身”即通过食疗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养心即涵养心志，通过保持心理平衡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健康长寿是历朝历代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养生文献也不仅限于医家著述，诸子百家均有涉及，养生学正是与中国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使得国人对“养生”趋之若鹜。 中国哲学影响下的养生观念形成 中医养生学的指导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主旨为“效法自然”。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生生不息”，这种思想引导人们注重养生，即养身和养心。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守静、养气，做到保持心平气和、致虚守静的心态，才能延年益寿，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理论对养生学有很大启发；《庄子“仁”与“礼”与修身是分不开的，儒家哲学成为指导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修身”理论深深影响了国人的“养心”观念。另外，孔子对饮食问题非常重视，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自成体系的饮食理论涉及饮食原则、饮食礼仪、烹饪技术等，都是很有用的养生原则；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养心莫善于寡欲”，认为“气”是人生命的根本，养气要以精神意志为主导，神态安定，意志坚强，其养气法也颇具导引吐纳的特点，对养生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荀子曾言“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指出人类最大的欲望便是生存，最厌恶的事是死亡，贵生恶死可以说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因而养生之道也成了整个社会所共同关注的话题；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直接影响了养生学中的“天人相应”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与心、形与神、自然与人是一体贯通的。在“养心”方面，中国文人灵魂深处所共有的抗压哲学，从陶潜的“采菊东篱下”到苏轼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心安处是吾乡”，无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士子乃至普通百姓。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的精神”开篇即论到“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③。无论是以“入世”为主的儒家哲学还是以“出世”为主的道家哲学都对养生学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使与中国哲学关系密切的养生学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人们通过反复实践所总结出来的饮食养生法则，因为符合上下各个阶层的需要，日渐发展，深入人心，形成了华夏传人所共有的“养生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养生的关注和信奉力度可谓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