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义看先秦史官文化及孝义关系.docVIP

从死义看先秦史官文化及孝义关系摘 要： 死义行为与孝义的内涵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这则有赖于史与孝观念的关系解读。史义完善着孝义，孝义推进着史义。史的观念与孝义形成了一种动态中的互动，二者又在这种互动中逐渐形成一个颇具包容性的体系，进而在不断地发展中生发出新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 死义 史 孝 古来忠臣孝子，常被用来作庭训的范例，这其中不乏刚烈死义之士，且尤为人所乐道。但《孝经·开宗明义章》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似乎又与其事相悖。后来人多有为此作解，忠孝难以两全的论断常被人所提及，但翻检《孝经》一书，忠君也是被认为孝的一部分的，如《孝经·事君章》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士章》：“故以孝事君则忠。”可见，忠、孝两者之间已经具有了其一致性，忠孝难两全的论调也是不确切的了。有人拈出《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一句来说明二者关系，但对于其中肌理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对待死亡态度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世，战乱频繁，《老子》语“民不畏死”，反映了当时特定时代下的现象。但初时，先民对于死亡之事也是充满着恐惧的，人们是逐渐地才产生了一种理性观念来看待生死。从《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到《孟子·离娄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再到《庄子·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也，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死生之事渐趋理性的态度。但是甘愿赴死之士却也还是累出而不穷的。如《左传·定公十四年》： 梁婴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无死莫矣。乃缢而死。 《韩诗外传·卷七》： 卫懿公之时，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卫。于是懿公欲兴师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贵而有禄位者，鹤也。所爱者，宫人也。亦使鹤与宫人战。余安能战！遂溃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辞毕，呼天而号。哀止，曰：若臣者，独死可耳。于是遂自刳，出腹实，内懿公之肝，乃死。 《左传·僖公九年》：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这些死义之士的产生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两个方面，强烈的忠义思想与好勇意识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层面，而死士们思想中对待生死的观念也起着左右的作用。《左传》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年》）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先秦人们一种对超越有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人们也许未必都会依此而行，但是这种使得个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愿望确实是普遍存在于当时士人思想中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君子最害怕自己离开人世时，不能著名于世。人死后，如果名字不为人所称述，是应深以为憾的。《论语》中还曾对比齐景公之死与伯夷、叔齐之死，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均反映出当时人们希冀不朽生命的意识。既然有了这种可以达成不朽的门径，人们也逐渐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进行反思，甚至践行。而在这背后起无形的引导作用的，却是当时史的观念的发展与史书的修撰，因为史的观念在完成这一过程中扮演者立足点与桥梁的角色，这也使得人们逐渐思考自身的历史角色。 二、史官文化对孝义的影响 史的观念的产生当时是得益于史官的设置与史书的修撰。《尚书·多士》载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更早的《尚书·虞夏书·甘誓》篇，顾颉刚谓：“其较稳定地写成文字，大概就在殷代。”[1]（第四期）可见史官、史书文化之渊远。又王国维《释史》谓：“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2]（P263）当然，上古之时，史的职责是带有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理性精神逐渐显现，鬼神也就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甚至否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