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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代际比较摘要：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融入 城市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6.9亿，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尽管中国用大约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但始终没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改革滞后于城市化这两大问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监测数据，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者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将该群体纳入较高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安居乐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利于从宏观上刺激居民消费和拉动内需，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动力。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群体庞大，一旦遇到经济周期波动无业或失业，想在城市居留，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救济和保障，就容易出现“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赵光伟，2010）。 正因如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并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必须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于城乡之间。这表明现行的社会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即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上有何不同？究竟是哪些因素束缚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社会融入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融入是解读社会和谐和社会冲突的核心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概念源自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论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由此被现代社会学家所借鉴和使用（Friedkin，2004；Jupp，NieuwenhuysenDawson，2007；GreenJanmaat，2011）。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保持社会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的概念，并构想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Durkheim，1933）。社会融入的着眼点和研究视角偏重于宏观，是基于人群特征研究整个社会中的社会链接和社会融入，比如种族和移民等。除了宏观的理论视角之外，在微观方面，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融入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他们把社会融入指标区分为态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并据此测量个体认同和群体融入（McPhersonSmith-Lovin，2002）。弗里德金（Fredkin，2004）认为，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融入的定义侧重于个体的态度和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焦点不再简单地集中在个体层次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社会融入。研究者还发现，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具有密切联系，较强的人际关系纽带有助于社会融入。比如，Lawler和Yoon（1996）就将社会融入界定为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建立主要的社会网络，把社会瓦解（social dissolution）视为与社会融入相对应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网络、社会链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也多为研究者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 在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将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和社会融合（social assimilation）交互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融合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帕克（R.E.Park）把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认为移民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融合（assi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