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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规范式到科学范式解放摘要：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应该从学科建制阶段向学术繁殖阶段转型。学者们对媒介批评的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分歧，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共识，这不利于学科理论的繁殖，体现了中国媒介批评研究的身份焦虑。媒介批评研究要进行自主性反思，从“常态科学”的洞穴向“科学革命”的范式转移，实现理论繁殖。分析认为：深层生态学路径、媒介正义论路径、媒介善治路径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媒介批评研究应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封闭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挥学科想象力，实现新的发展。 关键词：媒介批评；学科建制；身份焦虑；范式转移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9608 自1995年媒介批评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殿堂，媒介批评研究已走过了16年的历史。十多年来中国媒介批评学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内容，如媒介批评的概念、对象、标准、方法、目标等进行了持久的探讨。然而，学者们对这些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分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学术藩篱，这对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一个障碍。媒介批评的知识谱系不够明晰，理论观点亦显凌乱，这从侧面反映了该学科内部的知识分歧，这种状况不利于整个学科种群的生长。从学科范式来看，媒介批评研究尚处于人文科学的思辨阶段，其标准多元且自成体系。而媒介批评的实践蓬勃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和传播权利运动的兴起给媒介批评带来了诸多的鲜活话题和研究热点，这要求媒介批评理论能够紧跟时代发展，为其提供启示和依据。 一、媒介批评研究的困境与建制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机构、组织、群体、个体等）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1］。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场域构建的是一种专业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游戏规则亦是权力。知识场域中的权力是指一种高度建制化的学科规训。“通过权力运作，学科与资源、社会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因此能够确定明确的学科边界，确保知识共同体的利益。”［2］从认识论层面来看，学科的成熟意味着一种开放的研究路径，“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既是说它并非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也是基于普遍接受度的方法和真理”［3］。按照华勒斯坦的知识论标准，媒介批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学科建制化水平，甚至尚未形成自己的知识共同体和学科规训。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现阶段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困境，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上述问题逐一解答。 (一)媒介批评的概念论争与学理反思 不同的学者对媒介批评有不同的理解。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4］。雷跃捷教授认为，“所谓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5］。李岩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有相关要素的批评。它包括了分析、判断、思考、反思等主体性活动，通常是个人的社会体验和价值理想，所以强烈地显出主观批判色彩”［6］。董天策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是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评判”［7］。与此类似的，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依据其价值判断，对媒介产品及传播行为的社会评价活动”［8］。关于媒介批评的范围与领域，学者间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陈龙教授认为，“我国媒介批评可以把传统文化批评理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理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等作为合理的资源，构建起以对象为核心、以方法为主体的一个知识体系”［9］。冯建三教授则将媒介批评的类型做了3个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是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层以媒介批评作为现代性批评的一部分，第三层则认定现有体制的本质无须变动”［10］。 上述学者的定义和角度有所差异，但都指出了媒介批评有明确的对象和一定的价值标准。换言之，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即媒介批评至少包含2个要素：一是大众传媒系统及其各要素，二是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此，笔者较为认同冯建三教授的观点，即媒介批评需要一定的层次划分，它不但涉及到新闻业务，还涉及到社会文化，甚至媒介的现代性。与冯建三教授的观点类似，王君超副教授早在2002年就对媒介批评的外延做了较为全面的思考。他认为，关于媒介批评的概念，“至少应该了解它是英文Media Criticism’的汉译，在西方也曾有过新闻事业评论（Journalism Review）和媒体观察或媒介监督（Media Watch）的叫法，但媒介批评的外延最大”［11］。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12］。明确媒介批评的概念和对象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