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模式下服装业升级.docVIP

产品内分工模式下服装业升级产品内分工源于需要通过国际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来增加自己的竟争力，它迫使人们抉择留下什么? 当代国际分工、区域分工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产品内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方式，最先在服装，计算机，汽车，家用电器等诸多制造业部门实施并获得了相当普遍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以及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品或生产区段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态势愈发明显。而此时日本企业开始在某些技术比较成熟的制造业部门对美国传统优势地位构成威胁。 国内的压力和外部的挑战迫使美国企业通过国际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来增加竞争力。1963年美国出台了一项称为“生产分享项目”(production sharing scheme)的政策，其主旨就是鼓励美国企业把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区段转移到国外。这项政策经济逻辑体现的十分清楚。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劳动力成本很高，以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着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境遇，进行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 但调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全过程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二种选择是把这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最为密集的工序和区段转移到国外进行，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仍然在国内进行。显然后者更具经济合理性，而且还可以减少由于结构调整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冲击。在务实的指导思想下，美国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产品内分工使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产业链上某个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都能步入国际市场。 产品内分工方式的形成驱使我们要对基于最终产品比较优势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在服装的生产中，欧美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在于服装这最终产品还是在于服装的设计、面料生产，服装制造，品牌营销的生产区段或环节中? 显然，欧美国家拥有的比较优势在于服装制造中的资本及人力资本密集的服装设计品牌营销环节，而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方面不具有优势反而是劣势。当国际分工的边界由产业层次转换到产业链层次后，一国服装的比较优势就不再体现在特定的服装产业或某类特定的服装产品上，而是体现在特定服装生产的产业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产品内分工使服装的比较优势的内涵延伸到了工序层次。 由产品内分工导致的比较优势内涵的延伸，扩大了我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参与服装国际分工模式的选择。任何 国在服装产业链上某个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步入国际市场，而不必在服装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具有足够的生产效率，这为我国进入服装国际分工网络提供了可行的选择，同时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跨越的门槛。这对于我国尚未参与国际分工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嵌入服装国际生产网络提供了机会。 高价出口面料，低价进口成衣是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的纺织服装产业明确的方向和策略。 产品内分工方式有可能实现产业与贸易结构的蛙跳式演进。这为我国已经具备较好发展基础的服装企业向价值链战略环节攀升提供了机遇。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最初参与的服装产业的产品内分工网络中也基本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或区段，但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目的明确的贸易与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逐步摆脱服装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从事知识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活动。如韩国企业在服装的全球价值链中完成了由OEM贴牌生产角色向0DM的过渡，进而向品牌制造商OBM角色的转变，其服装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了“蛙跳式”的升级或优化。这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业实现战略转移和升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依据。 产品内分工方式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步入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机会的同时，也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静态比较优势的所定效应。我国服装业若满足或徘徊在服装制造优势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区段的国际分工上，而全球服装价值链战略环节的服装设计。品牌、销售等任由西方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能力就难以提升。在贸易流动是以优惠性市场准入条件为基础时，这种效应就极为明显。我国二十多年来服装对外贸易的超速增长并没有促进服装面料制造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高价出口面料、低价进口成衣是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的纺织服装产业明确的方向和策略。这显然阻碍了我国纺织业的升级，使我国纺织业失去了在服装出口快速发展时期本应得到同步发展的良好时机。 中国服装产业应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多元化定位，变“诸侯混战”的同质价格战为异质互补“协同作战”，实现服装产业的集体升级。 当下之机，中国首先要立足于静态比较优势，牢牢把握住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挖掘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支持东部企业将劳动密集型服装制造环节向中西部转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蔓延，西方消费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