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情报.docVIP

抗战中的军统情报 　　现代战争，不只在于枪林弹雨中的殊死作战，也在洞悉敌情、尔虞我诈的隐形战场――情报战。为了制敌机先，作战双方殚精竭虑，寻百变之身，搜集敌方资讯，并善加运用，以求快速瓦解敌方计划，扰乱其阵脚。是故，在有形战场之外，情报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工作之一。尤其是一方军事实力远不及另一方的战争，要艰难地独自支撑下来，直到国际环境的砉然大转，唯有快捷、精准的情报，可补短板。 　　蒋介石以“戴科长”称呼戴笠。蒋介石对戴科长的身影，自当是望断朝暮，唯求情报多多益善。蒋介石称谓属下，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对陈诚、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对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则在字后面加一“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在字后面加“先生”二字，称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独对戴笠，始终以抗战前他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呼之，一直贯穿抗战时期终不改口。而在蒋委员长面前，戴笠则始终以“学生”“生”自称。 　　一 　　戴笠不仅提供敌方情报，还亲自在交战区潜行密察，发现我方弱点、不当之处，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议，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38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赣皖各地，侦察情报。他发现沿途有不少我军碉堡，一旦碉堡被敌军占为据点，为其利用，势必使我军难于攻击。于是连日电报蒋介石，建议拆除各地碉堡。道经江西上饶，戴笠看见当地警察由各乡征集壮丁从军，壮丁们全部被绳索捆绑着。戴笠展开调查后发现，各县征集壮丁均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征募方式，不仅“不能为抗敌之用”，而且“影响政治实大”，向身处汉口的蒋介石发出急电，汇报情况。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贵州镇远，来到第二俘虏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内有俘虏130余人，其中有1名俄国人，5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发现，5名中国人都是哑子，据传是被敌人打毒针所致。戴笠于是电告蒋介石：“应饬令军政部之卫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医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请中外医药专家详细检验。如果敌用毒针残害我同胞，实为国际宣传之大好材料也。”又提出收容所环境不善，难以转变俘虏思想：“被服极其缺乏，破军毯旧军服污秽不堪，室内又颇凌乱。虽有自治会之组织，毫无实际表现，各俘虏大都以麻雀围棋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仅不能转变其思想，且将对我益形轻视也。” 　　二 　　无论身在何处，戴笠对军统局各路人马的指令，对各地行政、军事长官，或是联络或是预警的密电，无日没有，无处没有。他走到哪里，电台就跟到哪里；他想到哪里，发报机的电键就追到哪里。戴笠像是一只服了吗啡的苍鹰，充分展开无线电波为强健的大翅，无休不倦地盘旋在辽阔的抗日战场上，一边紧盯着变幻的山形水色，一边保持着随时向下俯冲的姿态。 　　抗战期间，军统的情报组织遍布全国，远及国际，在国外设有星州、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等组。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也为戴笠高度关注。抗战开始后，印度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凸显。当时印度仍在英国控制之下，对印情报工作涉及中英关系，内容复杂而敏感，戴笠对傲慢的英国人向无好感，曾向宋子文说起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的状态：“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籍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军统局趁机向印度大举渗入，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他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此后，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并在全印境内广设据点。一时间，军统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小村与新旧德里大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美来华，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间去加尔各答，经北方邦东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人连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梅乐斯与其搏斗时，一脚踹在对方下巴上，致使对方咬断自己一小段舌头。趁着茫茫夜色，凶手跌跌撞撞地钻进一列停靠的列车下，梅乐斯不敢再追。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的联络官，帮梅乐斯找来一名医生，把他伤口中一片断在里面的刀刃挑出来。梅乐斯将那小半段舌头和刀刃，交给了军统驻加尔各答的代表。 　　梅乐斯几乎一身绷带地来到重庆。“我起初认为，戴将军大概对于我在印度的遭遇，不会怎么太关心，想不到他关心得很”。戴笠严令部属，一定要把行凶者查出来。结果，在当年印度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锁定刺客――乃是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韩国血统，在山东烟台附近一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