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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及徽商慈善行为摘要：为了践行儒家的重教和仁爱思想，徽商兴办义学，筑桥修路和救济灾荒，彰显出他们的慈爱精神。从巴比慈善晚宴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商人的慈善精神的匮乏，这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慈善精神的儒家文化根源。 关键词：儒家伦理；徽商；慈善精神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4-0056-03 2010年9月29日，备受各界瞩目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慈善晚宴在北京昌平拉斐特城堡庄园举行。之前，媒体声称有近半数受邀的中国富豪会拒绝出席，因为他们害怕慈善晚宴可能会成为劝捐的“鸿门宴”（巴比二人曾在一次慈善晚宴上成功地说服40名美国富豪捐出一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为此，巴比二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他们不会劝捐，只是交流经验。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商人慈善精神的匮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学术界多从体制、法律、经济等方面寻找，却忽视了文化的影响。本文将以徽商为例，探讨儒家文化对徽商慈善行为的影响。 一、兴学重教 儒家历来重视教育。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是在聚徒讲学和整理古代文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① 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孔子。治理国家，孔子认为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孟子也认为实施统治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只有靠教育，他说：“善政不如养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 荀子从“礼论”的政治主张出发，强调教师在推行“礼”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④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明确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的主张。朱熹在《送李伯谏序》中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宫，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⑤ 把教育事业提高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宋元以来，徽州宗族教育非常发达，科第蝉联、累世簪缨、人文荟萃。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⑥，“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指也”⑦，人文之盛，无以出其右者；方志也称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⑧。在这种氤氲儒学氛围中崛起的徽商，重视教育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徽商斥资兴办义学。义学又称义塾、义馆，是为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不仅不收束修，而且还提供膏火之费。明代，徽商创办义学已蔚然成风。如歙县呈坎商人罗元孙，“尝构屋数十楹，买田百亩，以设义塾、以惠贫宗”；休宁商山人吴继良，“尝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明善书院、设义塾”⑨ 等。入清以后，徽商创办的义学更是遍布城乡。如歙县商人吴景松，“创崇文义塾，斥万金购市屋七所，收其租直以资族中子弟读书”⑩；黟县商人李彬彦，“设义塾，多所课族党孤寒子弟”{11}；婺源商人程耀廷，“倡兴义学，输田若干亩”{12} 等；还有合族、合村集体创建的义学，如婺源县的芳溪义学、碧溪义学等。 徽商不吝资财捐修官学。明清时期，徽州的府学、县学之所以能保持着“美奂美轮、壮伟宏丽”之态，离不开徽商的慷慨捐输修葺。如徽州府学，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歙县绅商项宪、其子项纟因、孙道晖先后多次捐资重修；嘉庆十二年（1807年），歙县盐商鲍漱芳等又加以重修，用去白银14000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项士瀛重建文庙，其祭器、乐器亦重修，并捐白银200两生息以为诸器岁修之用；嘉庆十九年（1814年），鲍均又呈请重修，“自大成殿以下无处不加修整，所费不赀，向来重修学宫未有若斯之美盛也”{13}。再如婺源县学，康熙八年（1669年)“棂星门圮”，商人李公艺“捐千金独建之”{14}；之后百来年间，合邑绅商又多次捐建明伦堂、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1CSH049）的研究成果之一。 崇圣祠等。其他县学亦是如此。 由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输，宋元以来，徽州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地区之一，御史张讷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5}。明歙县商人方迁曦，“励志经营……家业益以丕振。……常念方氏入国朝以来，官学继美无间，近世兹寝有愧，乃谋诸族，肇建书屋于金山隈，俾后嗣相聚相观，以振儒业”{16}。曾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捐银五万两修建江甘学宫，并“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17}。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说：“闻诸故老，婺在昔四郊书院常相望，乡先正集徒讲学声相闻。”{18} 其实，不仅婺源县如此，其他县情况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