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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独特的吗？ ——近代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的比较 陈方正 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比较明确；五四运动却不一样：它的性质和评价至今仍有争议，在世界近代史上它应该 占怎样一个地位，似乎也还未有定论。当然，如所周知，胡适视他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北大学生在胡适、陈独秀支持下办《新潮》，把它的 英文名称定为 Renaissance 。而且，远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已经有意识地推行他心目中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批孔和文学复古；日后他的学生、朋友，如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鲁迅、 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份子。因此，称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但是一些近代学者的看法，大概也颇为切合当日参加运动者的主观心态。此 外，欧洲进入现代的另一个里程碑──启蒙运动，也经常被用以比喻「五四」：舒衡哲（ Vera Schwarcz ）和李泽厚都称「五四」为「中国的启蒙」；在「五四」七十周年之际，王元化办《新启蒙》杂志；后来「启蒙心态」又被用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 　　那么，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之于「五四」，到底只是比喻，或者运动参与者心目中的典范呢，抑或两者之间的确还有深层内在关系？反过来说，西欧也曾经有 过类乎「五四」的运动吗？那是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当然，欧洲的近代演变和中国太不一样了，也许两者根本无从比较。然而，无论答案如何，这些问题似乎还未曾被认真考虑过。至今「五四」还是被视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心态之变化，始终占据着「五四」研究的中心甚至整体。「五四」已经 发生了八十周年，这也许是突破我们某些思想习惯，把中国的近代变革放到人类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去看，把中西（以及中外）历史进程的异同作一切实比较的时候 了。 　　当然，这样的比较充满了观念与资料上的陷阱，作这样一个尝试，是危险，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在此自不敢谓有甚么发现或洞见，只不过希望藉此引起一些注意和讨论而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限于五四运动与西欧现代化蜕变的比较，至于其它相模拟较，容另文讨论。 一　问题的核心：与传统决裂 　　「五四」是一个迅猛、激烈的运动：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揭幕，新思潮和白话文运动兴起，以燎原之势蔓延整个思想界开始；以迄「五四事件」爆发，引起席卷全国学生、学者、市民的罢课、罢市、抵制日货 运动，最后内阁垮台，政府被迫拒签和约与全面让步；以至 1921 年它开始转化，成为长期政治运动为止，前后只不过是短短五六年时间。自然，如许多研究者指出，「五四」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酝酿最少可以上溯到 1895 年，亦即甲午战争翌年。然而，即使如此，张灏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期」，前后也只不过 25 年（ 1895-1920 ）而已。对于我们向来视为极之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来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如是之急速和剧烈，的确令人感到迷惑、目眩。余英时以「巨石走峻」来比喻中国 现代思想的激进倾向，「五四」可以说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在西欧，可以与「五四」比较的，到底是那一段转变历程呢？这委实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西欧在近代所经历的文化蜕变，是自发性而且相当平缓 的，历时达数百年之久；中国所经历的，则是在强大外来势力冲击之下，由于强烈危机感而产生的文化重新取向（ re-orientation ）。这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转变：前者需要创新；后者所需，则是观念与价值的重校准（ re-alignment ）。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并不合理。然而，却也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将这二者相比较的原则，因为无论创新也好，观念的重新取向也好，显然都同样要以与传统文 化，特别是传统思想体系决裂为前提。这里所谓「决裂」，是指在社会领导群体中，传统思想体系丧失主宰地位。而所谓「传统思想体系」，在中国自然是指儒家伦理，包括孔孟学说以及礼教；在西方则是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与新教。 　　因此，我们认为，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可以与五四运动或者 1895-1920 年的文化转型相比较者，应当是基督教丧失文化宰制地位乃至被思想界猛烈攻击、拋弃的过程。欧洲的近代化蜕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文艺复兴（ 1300-1550 ）、宗教革命（ 1517-1648 ）、科学革命（ 1543-1700 ）、启蒙运动（ 1689-1789 ），以及民族革命运动（ 1789-1870 ）。前四个阶段都与中古基督教文化的衰落有密切关系；至于自法国大革命以迄普法战争的民族革命虽然也是整个蜕变的重要部分，而且与教会势力进一步崩塌不无 关系，但单从思想的角度而言，则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因此，以下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五四」与欧洲文化变迁前四个阶段的比较，特别是它们如何摧毁传统思想体 系的主宰地位。 二　东西方思想体系的基本差异 　　要作上述比较立刻